后发优势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青岛日报记者采访经济学家林毅夫。

林毅夫,任何熟悉经济领域的人都熟悉这个名字。1979年,27岁的林毅夫横渡金门海峡,从台湾游到了大陆。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林毅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学。他的博士论文受到高度评价,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
在中国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林毅夫如鱼得水。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街沟的基本原型理论,开始了理论创新的第一步。后发优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都是新街沟众所周知的观点。2008年至2012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其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2012年出版的《新街沟:重新思考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介绍了林毅夫在新街沟领域的理论思考。
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他们可以从高收入国家获取或模仿相关技术和产业,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可以实现更高速度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增长,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赶超。
从新界沟的角度来看,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结合,形成了市场和国家职能的有机融合和互补,两者相辅相成。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不仅要充分发挥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还要有能够准确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有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的升级,使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的“有为政府”。
林毅夫基于中国经验的新解购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破冰之作。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
近日,林毅夫应邀参加了“青岛品牌日”中国品牌卓越发展论坛,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格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国申请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过程中的国企改革、中国企业距离世界级企业还有待弥补的短板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街沟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傅照片核心
视角
■从中国经济的比重来看,追赶型产业目前仍占80%以上。所以现阶段,后发优势这个法宝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在自主发明、两条腿走路的同时,利用后发优势。
■承认差距,利用好差距,是中国企业由大变强,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很难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不仅可以指导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
我们还不能放弃后发优势这个法宝。
记者:在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出现百年来最大变化,产业链供应链快速重构。这些因素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节奏吗?
林毅夫: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发展当然要关注世界大势,但中国的发展本身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杂音,比如逆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些冲击,但全球化仍然是每个国家的最佳选择,因为全球化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和资源。这是每个国家创造就业、提高增长率、促进发展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最佳途径。
近年来,有很多声音认为供应链已经远离中国,与中国脱钩,但中国的贸易增长和出口增长速度仍然很快。可见,只要保持定力,按照经济的基本规律发展好,就能给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当我们发展得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越来越多质量高、价格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

记者:新街沟认为,后发优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并驾齐驱,甚至在很多领域领先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后发优势仍然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吗?
林毅夫:根据新的分类,我们把中国的工业分为五类。第一种是赶超发达国家,我们当然有后发优势;第二类是领先型,从过去的追赶型到世界前列,比如海尔;第三类是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转移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型一部分转移到品牌、品质管理、营销等环节,加工部分转移到收入水平更低、工资更低的内地或国外;第四类是以新经济为代表的超级变道模式。这类产业RD周期短,主要投资于人力资本。中国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是因为人力资本的优势和完备的工业设施。第五类是战略性的,如核心芯片、工业机床等。其特点是RD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尽管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为了国家和经济安全,我们必须自己参与RD事务。
目前中国经济从占比来看,赶超型产业占比最高,85%的产业还是比较传统的产业。如果看法兰克福工业展,我们的产品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大部分在价格、质量、技术上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后发优势的。所以,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而不是放弃后发优势这个法宝。如果后发优势全部用完,就意味着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完全靠自己发明新的技术和产品。
企业只有利用好差距,才能实现领先。
记者: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视为中国入世以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国内深层次改革的新机遇。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强调公开和公平竞争。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是否意味着新的挑战?这是否也为我们扮演“有为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课题?
林毅夫:人们经常说国有企业存在不公平竞争,但实际上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新的界沟,国有企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它的行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处于竞争性行业,比如钢铁。我们有比较优势,所以不需要补贴。我国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第二类是资本密集型,规模大,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如电力、电信等。在我国,这些企业都是国有的,而其他国家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这类产业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不参与国际竞争。第三类是战略性的,资本密集,RD周期长,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事实上也不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这类行业需要保护补贴。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国防工业,就需要大量的政府保护补贴。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国企受保护,受补贴,这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因为没有详细分析我们的国有企业及其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界沟,把行业特点分析清楚,然后对各个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规划。
我们欢迎开放和公平竞争。因为在竞争性行业,我们可以和别人竞争;如果我们竞争不过,就说明我们有后来者的优势,我们可以继续用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来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自然垄断行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受到监管。当然,我们也应该被允许去规范他们。对于国防安全产业,任何国家都采取保护性补贴的形式,当然我们也必须被允许有保护性补贴。
记者:大而不强仍然是很多中国企业的现状。要想真正成为世界级企业,你认为中国企业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林毅夫:大而不强也是阶段性的。早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得很快,也可以在国内外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其技术处于追赶和引进阶段,看起来并不强大。但是当我们达到世界的最前沿,我们引领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新方向,它就会强大。
当华为还处于追赶阶段时,以任领导的华为为例。将跟踪世界前沿技术,提高“备胎”能力。但是如果买的比自己生产的便宜,还是要买的。成本越低,企业就越有竞争力,从而更快地积累资本,更快地赶上发达国家。当我们还有差距的时候,好好利用,会为我们实现世界领先打下基础。没有差距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发明。届时,我们将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实力进行自主研发。所以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客观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利用什么优势,利用好现在可以利用的优势,为以后的优势打下基础。
发展中国家要成功赶超发达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理论。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剧变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全球话语权的不断提升,是否也会带来经济理论的新变化?
林毅夫: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会有一场革命。自从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使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以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都是先在英国,后大都在美国。时间空这种相对集中的原因是,任何理论都是用一种简单的因果逻辑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而且因果逻辑越简单越好。所以理论的重要性不在于理论的逻辑,而在于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解释现象越重要,理论越重要,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越重要。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英国领导了工业革命,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的经济现象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以当时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向美国转移,美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重要,所以解释美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重要。如今,世界经济中心逐渐向中国转移,中国经济现象越来越重要。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也是“水的优势是月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会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

记者:理论是现象因果逻辑的推导。不同的现象可能导致不同的因果逻辑,那么经济学是否陷入了相对主义?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是简单的因果逻辑。我们现在学习的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是简单的因果逻辑,发达国家理论产生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了隐含前提。它不在理论模型中,但它确实存在。一个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取决于它的前提是否恰当,是否存在。前提变了,理论也就跟着变了,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理论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当原有理论的前提不再合适时,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所以,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并不是永恒的真理。
当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到发展中国家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理论的前提条件可能不存在,因此很有可能出现“淮南之橘,淮北之橘”的现象。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诸多挑战。要解决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总结自己国家的成败经验和当前现象的特点,提出新的理论,然后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总结我国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很重要。目前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在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只是前提条件不同,所以这些理论很难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由于我们一路走来的条件接近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不仅可以指导中国的发展,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帮助。
《青岛日报》2022年7月27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