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大众哲学 ID：xindazhongzhexue」
作者:凌菲霞。原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感谢作者授权！
注:已删略注释，若引用请参照图书版。
［内容提要］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重新获得关注。本文对西方《资本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西方学界正聚焦与价值理论密切相关的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三大问题，产生了生产主义、流通主义和循环主义等三种观点。大卫·哈维和弗雷德里克·皮茨在 2017 年均出版了研究《资本论》的新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进路并不相同，前者重经验，后者重逻辑，各有千秋，二者的研究进路可以给中国学界带来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资本论 价值理论 经济危机 价值生产 价值流通
一、引言: 《资本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2017 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西方学界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学术纪念活动，包括举办会议、出版专著、发表文章等。其所热议的话题可归纳为围绕《资本论》的价值理论展开的 “三不”问题，即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问题。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种独特而典型的阐释体现在大卫·哈维 新近的研究中，他基于“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的定义总结出资本循环系统，认为它包括四个不可或缺的基本阶段:价值稳定，即资本在生产阶段以剩余价值的形式生产出来;价值实现，即价值通过商品的市场交换转化成货币形式;价值分配，即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工人和政府等之间分配;价值稳定，即分配后部分货币积累起来重新投入生产。
不平等的话题主要围绕价值生产阶段展开，如财富悬殊、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和现代劳动的性质等。不稳定问题是重中之重，它主要指经济危机及其伴随的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被归于利润率下降、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金融债务危机等，第一个原因主要体现价值生产阶段，后三个原因主要体现在价值流通 阶段。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认为是生产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使危机从可能变成现实。相反，以哈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价值流通阶段的崩溃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至少是跟剩余价值生产引发危机的可能性是一样的，而且危机更可能发生在金融领域或金融化所引起的债务问题上。哈维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无关紧要甚至是错误的。他跟迈克尔·海因里希 的观点一致，即马克思实际上自己放弃了这一规律。总而言之，学者们所争议的是危机主要源自价值生产阶段还是流通阶段。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克服危机的相应的政治手段，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各种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在现今大多数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在左派和极右派之间摇摆不定，政治危机似乎根深蒂固了。
关于不可持续问题，有学者批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没有充分关注自然。例如，当马克思对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行理论化时，他把劳动视作所有价值的中心，忽视了自然的作用。尽管他在确定使用价值时意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一点纳入交换价值的确定中。为回应这一批评，杰森·摩尔 等学者试图引入合并后的劳动—自然时间，而不是单纯的劳动时间。更为激进的做法则是使自然 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核心。
综上所述，不平等主要涉及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不稳定涉及危机主要源自价值生产还是流通阶段的问题，不可持续涉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它们探讨和争论的是哪个价值阶段是导致剥削、危机、矛盾等问题的主因。争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者们在阐述《资本论》的理论框架或者利用其解释资本主义新现象时所采用的研究进路迥然相异。
就方法论而言，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来局限于哲学或文化视角，如上世纪的葛兰西、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而后来的左派在对资本主义展开直接批判时，满足于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财政紧缩政策、新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等症状，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甚至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面对当下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然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固然重要，但是传统的哲学或文化视角也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两者的结合可能是一种更为有益的途径。这种结合反映在一些《资本论》专家的最新著作中，例如哈维的《马克思、资本和经济理性的疯狂》以及英国经济学学者弗雷德里克·皮茨 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解读马克思的新方法》。虽然哈维和皮茨都综合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具体研究进路并不相同。本文选取了哈维和皮茨的上述新作作为方法研究的典型，一则它们反映了上述前沿问题，分别代表了流通主义和循环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观点，二则它们的结论的差异源自两者研究进路的不同。
二、《资本论》研究进路之一:以哈维新作为例
哈维的新书主要分析了《资本论》中资本的总体理论框架，探讨了资本、价值、货币、价格、技术等概念，归纳了经济理性的“疯狂现象”，认为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主要源自价值实现和分配阶段，而解决问题应该从这些阶段入手。哈维的研究主要采取总体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和动力分析法。
总体性分析法
总体性分析法首先表现为哈维对《资本论》的总体评价。他将资本循环系统比作地球的水循环系统，认为《资本论》第 1卷只涉及循环系统的生产阶段，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 2 卷讨论了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实现和流通情况;第 3 卷则讨论了价值的分配。他指出，虽然马克思对生产阶段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后两卷的内容并不完整，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未能充分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总体性分析法还表现为哈维对马克思观点的前提和结论的兼顾。他认为，马克思最深刻和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是在生产和交换中私有财产拥有不容挑战的权利。在此前提下，他也对市场上的完全竞争状态作出了假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这些假设的主要意图是抨击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视野———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结果。具体而言，马克思在资本积累的技术变革模型中指出，资本在生产过程内外必然使劳动者越来越贫困，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哈维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的结论完全取决于他所提出的假设。例如，过去 40 年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接近马克思的自由竞争模式，因而出现了贫富悬殊加剧的结果。而一旦前提改变了，结论也会改变。哈维认为，国家机构是资本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资本运动学说考虑了这个事实才是完整的，而马克思在完全竞争假设里将国家干预搁置起来，所以得出的结论未能充分反映现实。
最后，总体性分析法还表现为哈维对《资本论》各卷关系的整体把握上。他认为，第 1 卷和第 2 卷的结论是相互冲突的。在第 2 卷中，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能够维持市场的平衡发展，但在第 1 卷中，工人一直面临工资被削减的压力，其提出有效需求的能力一直受到威胁。据此，哈维认为，在过去 40 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工人的有效需求的相对力量被削弱，使得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地方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哈维的总体性分析法从价值运动理论的总体观点出发，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张力和冲突，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解读方式。此外，他还总结出了关于政府干预和有效需求的观点。哈维认同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论，并支持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措施。他认为，2008 年凯恩斯式的增加政府开支的措施在全球危机中挽救了中国;而西方长期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深化了危机。他认为，危机的发生是由工资被压缩到极限，而非利润率下降所致，问题出现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上，而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上。而古格列尔莫·卡尔切迪 指出，经济萧条并不是价值实现问题的结果，即它不是由需求不足或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的，例如，战后每次发生经济萧条之前，工资和政府开支都是在上升的，其中包括 2008—2009年的大衰退。大多数分析者 认为，战后危机是因为工资挤压利润而导致的利润危机。而且，当考虑到“社会工资”时，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工资份额并没有大幅下降，至少直到 21 世纪初是这样。因此，哈维关于政府干预以及有效需求与危机的关系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他关于工资下降和紧缩政策的前提有待论证，其结论缺乏整体连贯性。
矛盾分析法
哈维认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否定之否定”思想的影响，因而矛盾性分析贯穿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同样，哈维在解读《资本论》时也采用了这种矛盾分析法。他特别注意到《资本论》所反映的各种矛盾性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所呈现出的新形式和新表现。
在劳资冲突方面，哈维阐释了这一矛盾在新时代的新特征。他指出，马克思所假定的未来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形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大大减少了。工厂劳动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仍占主导地位，如东亚和东南亚，但在北美和欧洲却大大减少，被其他各种劳动形式所取代。数字劳动的就业模式是高度分散的，这样灵活的专业化劳动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灵活积累。这种模式也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剥削模式，其剥削程度丝毫不亚于传统工业劳动。哈维认为，这种新的劳动形式是新自由主义的陷阱，拆散了劳动制度中有组织的劳动力，增加了基于分散的临时工和无安全感的劳动制度的剥削程度。
哈维还提出了新的冲突和新的阶层。他认为，生产只是“价值运动中的一小部分”。除了工作场所或生产阶段发生的劳资冲突，也已经出现了更多关键的阶级斗争。哈维认为，虽然传统斗争还在继续，但是阶级斗争更多地出现在价值实现和分配领域。例如，在实现领域，主要是消费者与实施价格欺诈的企业之间的斗争，更多地涉及资本对消费过程中的“欲望、需求和愿望”的人为操纵。在分配领域，矛盾源自无法负担的租金或像希腊债务、学生贷款等无法偿还的债务。而且，信贷制度催生了一个独特的财产所有者阶层———金融贵族，这是一个拼命寻求货币资本回报率、靠买卖股票或在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的投资者阶层。如果业主、商人和金融资本家仅凭收租、收息、投机便能坐享其成，他们又何必大费周章投资于价值生产和实现呢
哈维虽然肯定劳资冲突，但认为实现阶段和分配阶段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新的异化现象，是《资本论》第 1 卷的问题域以外的更新、更重要的问题。它们存在于社区和街道，而非生产场所。诚然，哈维提到的价值实现或分配阶段的“剥夺式积累”或“从异化中获利”，即价格欺诈、货币投机等，的确是现今经济形势里的突出问题，但如果就此把它们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哈维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没有解释清楚的。一是生产阶段的重要性。在数量上，生产并不是哈维所言的“价值运动中的一小部分”，而是占比例最大的。有统计指出，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里，生产总值的80% 是由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构成的，远超消费所占的比例。马克思认为，生产比流通更为根本。哈维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他未能在数量实证和逻辑分析这两个重要方面否定生产阶段的重要性。他认为，实现或分配阶段的冲突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不管这个结论正确与否，它只是基于强烈的感性分析，并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二是历史的对比分析。哈维提到的欺诈投机手段在资本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里已经存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出现前，欺诈投机手段的表现如何 跟现在有哪些异同之处 回答这些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些手段或问题现在如此突出，它们跟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哪些关系，等等。否则，难以得出实现或分配阶段的“剥夺式积累”或“从异化中获利”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的结论。此外，早在哈维所强调的现代金融或对“欲望、需求和愿望”的现代操纵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已经定期爆发，如果现在强调危机是由金融化或者价值实现阶段引起的，那么如何解释之前的危机呢 对此，哈维并没有提到或解释危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由于忽视生产阶段的重要性且没有对早期或前资本主义阶段进行回顾性分析，哈维的矛盾分析法的连贯性和说服力有待增强。
（三) 动力分析法
除了总体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哈维还采用了动力分析法。他指出，资本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多种激励机制保持流通系统的完整性和动态性，并且不缺乏保持价值运动的驱动力。传统观点往往认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是推动资本流动的动力，且动力一般不可能源自价值实现阶段。哈维则认为，没有什么内在原因可以否定这种可能。这种驱动力可能源自公众对不同使用价值的需求和欲望的转变。例如，当环保意识提高，且有国家激励和补贴的帮助时，大多数人会选择使用可再生资源而非化石燃料。所以，价值实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和愿望可以影响资本的流动方向，成为资本运动的动力。此外，动力也可以源自价值分配阶段。例如，金融体系内的债务创造也是进一步积累的持续动力，因为偿债的压力可以推动价值的生产。在资本流动遇到困难或缺乏活力的情况下，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策略可以有效地满足需求，推动资本运动。哈维举出这些例子主要是要强调动力可能源自价值实现或分配阶段，然而，在这一系列动力中，哈维并没有分析各动力之间的因果和主次关系，让人把握不住主要动力，实为不足之处。同样，他也没有联系生产阶段的动力来展开分析，因此再次陷入了前述的理论困境。
哈维采用了上述三种分析法，结合经济学范畴、原理和逻辑，围绕价值运动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矛盾和发展动力，揭露了不平等、不稳定等的原因所在。哈维认为，危机、矛盾和动力主要源自价值实现和分配这两个阶段，而价值生产只是价值运动的一小部分。然而，哈维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感性认识上，这种感性的经验分析的确很容易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价值流通阶段上，但是这种分析缺乏实证逻辑和历史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
三、《资本论》研究进路之二:以皮茨新作为例
哈维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存在巨大的分歧———以生产为导向和以流通为导向的两种不同解释，即生产主义和流通主义。前者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后者以哈维为代表。然而，以单一阶段为主的学术解释似乎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于是，学界出现了第三种解释，即同时强调生产和流通都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典型代表是皮茨在“新马克思阅读” 流派的理论基础上做出的最新研究成果。皮茨认为，不平等问题起源于自生产阶段就已出现的“被剥夺” 状态，不稳定源自生产和流通两者矛盾统一的关系。若要归纳皮茨的方法，就要先理解他是如何分析价值的确定、如何重构价值理论、如何解释矛盾和危机的。
首先，皮茨重新阐释了价值的确定及其与劳动、商品等概念的关系。他认为，并非劳动最终导致价值;自劳动之初，价值就通过劳动“运动” 起来。价值从劳动和劳动力处“流出”，以价值潜在性出现，即在生产之前作为一个潜在的量持续存在———这源自劳动力与工资的最初交换，而直至商品交换之后价值才完全存在。无论是潜在价值还是实际价值，都不包含在商品本身里，价值在商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这种关系以货币为中介并通过货币表达出来。皮茨采用海因里希的“社会确认”作为资本主义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社会确认”是指建立社会关系。商品通过货币交换之后才会与市场上的其他商品建立关系，才被“确认”为有价值的商品。商品交换后，劳动也被“确认”为社会生产性劳动的一部分。交换与否是判断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的标准。在商品交换之前，商品劳动过程的生产性是未知的。随着价值最终形式的到来，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才是产生价值的。因此，在任何时候，仅仅是劳动产品的生产都不足以带来价值。商品或劳动必须经过社会确认，才能作为有价值的商品或生产性劳动。同理，价值必须经过社会确认才能完全存在。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劳动及其产品固有的东西。除了交换抽象，价值没有实际的或具体的基础。
在这些概念和关系的基础上，皮茨解读了交换的超验或非经验特点。交换就是出售商品，获取价值，使得商品之间、劳动之间建立抽象的社会关系。交换体现了“实践的抽象”，正是实践的抽象使得市场上商品的比较、通约和交换成为可能。皮茨引用了阿尔弗雷德·索恩 － 雷特尔的观点:“在交换中，行动是社会的，头脑是私人的。”因此，交换就是社会的行动与私人意识的使用两者之间的领域。“使用”既被记住，也被遗忘。交换同时依赖于这两者，因为交换是建立在差异性 与同一性 之间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的，通过这种辩证关系，可取性 和可通约性才是可能的。对特定商品的差异性或特异性的评价只限于个人的单独意识:人与人之间对差异或具体的使用价值的评价是“不可比的”，并不能构成一种统一的原则以实现平等的目的。平等的假设实际上是“跨越交换所有者的经验差距”，并不依赖于经验，而是依赖于两个不同项之间的交换这一实际活动。这种“遗忘”得以巩固，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行动被还原成严格的一致性，消除了人、商品、地点和日期的差异，并将货币建立为一个“统一的分母”，使得交换关系纯粹以数量差异或价格区别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交换有赖于行动或实践活动的还原和抽象，而非个人意识之间的对比通约，所以交换体现了“实践的抽象”。
上述解释强调价值与交换的社会确认性和实践抽象性的关系，主要是价值实现阶段的问题，但这不是皮茨所重构的价值理论的全部。他通过价值的最终实现回溯价值的潜在性以及生产阶段的社会关系。价值潜在性虽然是一种短暂的、非经验的概念，但事实上处于“最残酷和最为客观的历史环境”中:工人必须靠卖掉他们自己的商品——劳动力———来生活。由于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独立进行生活再生产的生产资料，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工资。人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只能作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皮茨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私有财产、与生存资料的分离以及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生存方式。分离、胁迫和饥饿是价值形式抽象展开的历史基础。价值被还原成饥饿，价值其实跟饥饿一样的抽象和非经验化。我们通过抽象来生存。所以，皮茨强调，就像研究劳动离不开价值一样，研究价值也要研究劳动以及强迫这种劳动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皮茨反对新马克思阅读 流派提出的充分流通主义观点，即价值只在交换中出现，没有任何先在的存在形式，如潜在性等。他强调循环主义视角———“生产与消费的统一”，认为价值最初伴随作为基本商品的劳动力被预设，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的实际情况，最后在商品交换中得以完全实现。这样，价值的形式便嵌入到人类的实践、生存和经验中。他避免将一切变化和社会决定因素局限于交换或流通领域，重新对造成不幸与不公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工资制度展开了批判。综上所述，皮茨的价值理论包含了源自社会历史基础的价值潜在性与源自交换抽象的价值实现性，是经验与超验的综合，是生产与流通的统一。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皮茨总结了他对社会矛盾和危机的看法。他认为，为雇佣劳动和商品交换创造条件的“被剥夺”状态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来源。他支持海因里希的观点，认为根本矛盾是无限制地生产剩余价值的倾向与基于对立分配条件的有限实现倾向之间的矛盾。在对立的阶级基础上，资本主义有一种超越社会消费能力的生产倾向。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和财产的对立关系引发了这个矛盾。资本家不顾一切的积累带来的潜在商品生产过剩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虽然这听起来像是说消费不足或需求不足引发了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海因里希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工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与生产一致，“工资总是低于产品的总价值”。工资，无论高低，都“不足以构成对全部产品的需求”。资本主义社会在确保这种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它相当于一种约束条件，确保工人愿意出卖劳动力以求生存。因此，“消费不足”或“需求不足”只是描述了一种矛盾事实，并不是危机的恰当解释，因为大多数人消费能力有限这一矛盾是永久性的，它不是一个临时或偶然危机的原因。消费不足只有从其反面———生产过剩的角度看才会出现问题。因此，解释重点不在消费限制或需求不足上，而应放在资本家不顾这个限制所进行的持续生产和积累上，放在大量不可实现或无法被社会确认为可交换的商品上。因此，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实现的危机，危机是社会确认的失灵，而对危机的正确表述应该是生产过剩危机论。
这种危机解释并不指向生产中的矛盾，它并不支持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危机解释。它指向生产与交换的分离，即生产和剥削与实现 并不同时发生。生产与交换是矛盾的统一，彼此依赖又相互否定。两者在时间、空间和理论上是分开的。这种距离产生了计算、预测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就引发了生产过剩、价值无法实现的危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将会面临最终崩溃，皮茨的危机观却看到了一种潜在的永久循环。他认为，所有的解决方法都为进一步的危机创造了条件。生产和积累增加，挑战资本主义分配对立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零星地爆发危机的必然性没有终止。他不赞成需求不足危机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认为是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变革在对抗危机，比如，生产过剩危机之下创意企业或其他创新变革的出现满足了资本积极营销的要求并发展出新的需求。
综上可知，皮茨形成了他自己关于价值、矛盾和危机的看法。价值有潜在性，在交换中实现，是生产与流通的统一;根本矛盾是无限生产与有限实现之间的矛盾，危机是生产与实现的分离和矛盾所致。皮茨看到了价值生产与实现阶段的矛盾统一关系，在说服力上要更胜一筹。他所重构的价值理论的最根本之处是生产与交换在确定价值上的矛盾统一关系。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是一阶理论和二阶元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并不是先一阶再二阶的先后结合，而是一阶与二阶的同时结合，比如生产阶段的非经验的价值潜在性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同时出现。皮茨认为，他的方法也是甘恩 提到的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甘恩认为，哲学将理论和元理论分成不同的智力活动领域，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式的方法将两者重新综合起来。总之，皮茨的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创新，重构了一个非常连贯和包容的体系，重新引起人们对生产和流通阶段的合理关注。当然，他的理论中有很多细节是有待梳理的，例如生产过剩危机论和需求不足危机论的进一步区分等。
皮茨所重构的价值理论是极具包容性的。除了上述的价值、矛盾和危机分析，它还能阐释非物质劳动的可衡量性等。在逻辑分析上，其连贯性和包容性比哈维的价值运动系统略胜一筹。而在经验分析上，哈维则比皮茨触及了更多丰富且复杂的经济现象。
皮茨的价值理论还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反驳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所提出的价值理论“可衡量性危机”。安东尼奥·奈格里 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法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价值衡量。皮茨认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坚持价值规律是一种量化过程，甚至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视为量化理论，忽略了价值可以是抽象的社会关系这一本质。它只关注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忽视了其假设的社会形式。而皮茨强调的是抽象劳动的“社会确认”———抽象劳动通过交换建立社会价值关系。因此，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不会带来“可衡量性危机”。此外，皮茨反驳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的如下主张，即不同类型的劳动的相对生产性取决于它们是处于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例如，文化和广告营销等流通领域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皮茨则认为，流通领域的劳动可与其他劳动一样具有生产性，因为是否具有生产性的标准是价值是否实现、交换是否成功。这就反驳了以生产为主的价值解释。
皮茨的第二个目的是更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工作正朝着总体有利的方向发展，最终将出现后资本主义、后工作时代的乌托邦社会。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是自发的、合作的，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或衡量能力。工作变化反映了工人自身的内在动力，可通过更多的沟通、认知和创造性工作来实现自我。新技术有助于将一系列要求变成现实。这个观点使得政策制定者过度关注自动化的技术乌托邦和基本收入预期的变革，振兴了一场民粹主义的霸权政治建设。但是，它缺乏实质的批判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消极性。皮茨的批判理论直面如下现实，即对那些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而言，他们能否依靠自身的劳动力生存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是否成功地被社会确认为对资本有利可图或具有价值生产性。皮茨强化了与当代资本主义具体现实的对抗。
总之，哈维和皮茨都综合了哲学和经济学视角，但是他们的研究进路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虽然皮茨关于危机、矛盾等的结论不一定比哈维的更为恰当、高明，但是他的分析方法更有连贯性、逻辑性和解释力。
四、结论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是围绕价值运动各阶段所出现的不平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问题展开的，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发展等的不同看法。其中，生产主义的观点认为，问题的起源和解决主要在生产阶段，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者;流通主义的观点认为，问题的起源和解决主要在流通阶段，代表人物有哈维等;而循环主义的观点认为，生产和流通阶段对问题的起源和解决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代表人物是皮茨。研究这些前沿问题的典型方法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哈维和皮茨研究这些问题的新作均综合了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都对价值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呈现、阐释和重构。具体而言，哈维主要采用了总体性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和动力分析法，皮茨采用了一阶理论与二阶元理论同时结合的总体性分析法。皮茨以逻辑连贯性见长，哈维则以抓住经验现象的丰富性而显著。
近年来，对马克思的手稿、笔记和未发表作品的陆续发现和整理表明，我们当下所得出的结论或许只是某种可能。此外，马克思的思想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会产生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极具生命力和开放性，因而我们无需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因为马克思说过和没有说过什么而一直持有保留意见，而是可以在一个丰富的、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范式里把我们的讨论推进至尚未开发的研究和批判领域。皮茨对价值理论的重构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本文对《资本论》的两种典型研究进路进行了阐述，旨在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一些反思和启示，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来源：紫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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