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环境影响评价、能源与环境政策、大气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组织总理基金项目“空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主持“2+26”城市综合解决方案研究课题；组织长江保护与修复联合研究一期项目；主持RD重点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及重污染应急技术与集成示范”等项目。
他在李海生的区域环境治理、环境影响评估和国际合作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是环境领域的科学家，也是管理专家。对环境科技有独到的见解，近年来在生态环境协同管理、环境科技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科研生态系统等方面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
生态保护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面对“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中国环境报记者就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开展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科研体制创新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中国环境报: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科技创新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生态环境科技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果？
李海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取得了长足进步。
第一，输入精度。国家投资大、覆盖面广，组织实施了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科技项目，以及大气、土壤、固废、村镇等十余项重点工程。更精准的投资。比如，为了解决京津冀地区空气重污染的困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启动了总理基金项目，主要由国家投入，带动40多个城市共同投入科技攻关。三年时间，突破了重污染天气问题，解决了人民的心肺。多元化，长江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生态环境部，三峡集团，国企，地方政府等。，共同投入科技资金，在58个沿江城市合作攻关，区域累积污染问题得到快速解决。科技不再是“小打小闹”。产学研与政府的合作模式促进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快速见效。第二，硕果累累。根据科技部的预测结果，“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科技与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差距明显缩短，从过去的10 -15年缩短到5 -10年，从并驾齐驱到并驾齐驱。水、大气、土壤、生态等传统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污染物的环境行为与效应、环境信息与预测、环境与健康风险等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原创性、交叉性、前沿性技术明显增多，为解决重大环境问题提供关键基础理论和技术支撑。
三是机制的形成。新建了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3个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工程技术中心和8个科学观测研究站。培养了一批“万人计划”等领军人才。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部的领导下，“1+X”国家科技攻关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在京津冀和长江流域，聚集了564家优势单位、8000多名科技人员，在100个城市开展集中攻关，推动了我国区域治污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型升级。
中国环境报:黄润秋部长在8月1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面胜利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9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生态科技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支撑作用？
李海生: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国之重器”，科技创新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法宝。通过建立和应用大区域、多因素协同的复杂环境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系统解决城市群、区域、流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格局-产业结构-污染叠加所带来的长期累积环境影响。在生态环境部财务司的精心组织下，科技创新为打赢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强烈支持蓝天保卫战。促进了大气领域的一大批科技成果。特别是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设立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快速查找区域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成因，制作新的高分辨率排放清单编制技术，突破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决策支持技术，构建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技术和决策支持系统， 有力支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圆满完成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为大幅提升人民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全力支持清水保卫战。水专项研制了一批关键设备和成套设备，形成了水污染控制、水环境治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技术体系，突破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有效支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质量改善。在水方面的特殊成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长江流域，新成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国家联合研究中心，对全流域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风险等“成因”进行脉冲诊断，提出“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方案，初步治理了“三磷”治理的历史痼疾，流域磷负荷降低三分之一以上。第三，科技支撑净土保卫战。突破多尺度土壤环境风险调查与评估、重金属污染修复、持久性有机物控制等一批关键技术。在全国土壤污染详查中，信息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迅速形成了土壤、农业、农村、地下水领域生态环境监管的科技支撑能力。中国环境报:“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您认为生态环境科技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海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设美丽中国的长远目标，对“十四五”期间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境质量作出了重要部署。可以说，生态环境发展的前景更广阔，环境科技工作者的舞台更大。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减碳协同，涉及的矛盾问题更深更广，也对环境科技创新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需要更多的原创技术。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碳中和带来了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生态和环境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科技不能落后，需要更多从0到1的突破。第二，更需要能见效快、切实解决问题的好技术。对于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形成快速突破能力。例如，对于企业环境监管或环境污染事故，需要开发快速准确检测污染物排放和追溯污染来源的技术。第三，更需要发展战略性、全局性的协同治理技术。面对长江、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区域性、累积性的复杂环境问题，需要全面突破、系统治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第四，需要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要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科技资源，打破“四只”壁垒，给创新人才更大舞台，种下创新土壤，释放创新潜力。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导向”。一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夯实环境科学理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支持原创性、系统性科学研究，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问题。二是面向经济主战场，深化国家科技攻关体制机制。推广“1+X”驻点跟踪研究模式，深入开展百城千县万名科技人员科技帮扶行动，突破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三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生态环境战略性、引领性研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统筹推进主要区域和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第四，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建立以实效为导向的环境科研体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环保技术的以人为本性质”，着眼于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中国环境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碳中和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如何构建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碳中和的科技支撑体系？李海生: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能源结构偏向煤炭和产业结构。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的碳中和目标，必然是一场攻坚战。构建低碳科技支撑体系，关键是要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助力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一是构建重点领域碳减排技术创新体系。部署全球脱碳和零碳技术，围绕能源革命、产业变革和技术升级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技术创新，突破大规模低成本产能、储能、智能电网、虚拟电厂、全过程清洁生产等技术，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以及工业、交通、建筑电气化。二是构建科学系统的碳排放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统计体系和基层能源统计监督机制。开展省、市、企业层面碳排放核算和监测方法研究，构建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网络，摸清碳排放“财源”。加强生产和消费全过程碳排放计量和核算体系研究。建立准确、权威、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为推动实现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三是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加快碳中和促进法立法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按照“污染减排减碳一体化规划、一体化部署、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评估”的体制机制要求，建立健全主要行业、领域、重点单位碳排放标准，纳入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统筹管理。四是构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中和基础研究体系。加大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中和基础研究投入，加强气候变化过程和机制研究，进一步明确减污减碳协同效应的实现机制。问题导向，建立多学科多部门协同研究机制，重点突破相关基础核心技术。积极拓展国际合作，重视“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平台，深化中欧气候合作，加强全球低碳和零碳技术转让和交流。第五，加强技术研发保障体系建设。制定关键低碳技术和革命性低碳技术的RD路线图和投资计划，动员行业和市场力量，大规模部署低碳技术的RD、示范和推广。建设碳中和示范区，开展低碳和零碳技术大规模集成示范，积累实践经验，带动全国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的产出离不开制度的保障。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近年来是如何激发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意志的？有哪些有指导意义的改革探索？李海生:近年来，环科院在生态环境部领导的指导下，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现代科研治理体系建设，有效激发创新活力，重点落实绩效评价、“三评”和扩大中央科研机构科研自主权等改革要求。有三种主要方法。
第一，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紧紧围绕党中央部署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营造“百折不挠、利民务实、创新奉献”的文化氛围，促进科研人员科学精神的培育和科研作风的转变。
二是构建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的评价体系。建立分类分级全覆盖考核指标体系，实施代表性成果考核，实施二级单位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完善“能上能下”的岗位聘任制度，实施高级人才聘任“一策”改革，畅通优秀人才发展通道，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三是构建有利于竞争成长、发挥自身能力的激励体系。用好环科院现有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加强培养和挂职，盘活各类科研资源，为优秀人才提供发展空空间。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构建全方位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分配体系，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探索末位淘汰制，完善“进能出”的人才流动机制。
中国环境报:在新的发展阶段，科技与经济、科技与管理的关系将更加紧密，科技创新将引领和带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你对未来的生态环境科技有什么展望？你能详细描述一下他们吗？
李海生: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策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以环境科技的进步引领和带动全社会各领域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可称为生态环境科技2.0时代。
过去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污染问题上，生态环境科技2.0时代的核心理念、思路和策略需要发生重大变革。在治理理念上，从末端治理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污染物的产生会大大减少，最终消除污染，彻底解放环境。比如，开发和使用绿色化肥和农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面源污染问题；使用水溶性涂料和绿色涂料解决VOCs和O3的问题。在技术思路上，采用了系统观的方法，从原来主要面向单因素、单目标的治理，到系统治理、协同治理，进一步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在监管方式上，从原来的被动监管，转变为采用物联网、大数据等高科技实现主动监管。在治理模式上，由原来的政府主导的污染治理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更加强调市场激励机制的运用。观念的创新必将给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