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13 15:23 |北京日报|李德顺
说到国家治理，我们想到的是建设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直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才正式做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决议。其中规定，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为指导，建设法治中国。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它的理论体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亟待完成的理论课题。2017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校领导自告奋勇:中国政法大学能不能牵头，联合全国的专家来完成这个任务？习近平同志当场作出了决定，接下来就是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了。
笔者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要以“中、西、马”三大思想理论资源为基础。在以张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他长期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对此，同志非常重视，专门邀请张在座谈会上作了六分钟的讲话。张只讲了“民为邦本，邦本乃邦本”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今天中国传统思想关于“以人为本”原则的前身。然而，中国传统法制思想能否完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显然不是。那么，完全用西方的法治理论和经验来指导怎么样？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也是派别林立，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自然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等等。按照一些人对西方经验的理解，要实现法治，必须实行西方式的“宪政”、“多党制”、“司法独立”。总之，不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现实是，提出并坚持实现依法治国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那些西方的套路显得格格不入。
坚持党的领导，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呢？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法律和法治？实际上，这是当前最紧迫、最重要、最前沿的基础理论建设任务之一。不过，这里好像有个理论空白。笔者问了一些研究法理学的专家，他们说现在很少谈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因为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实际上被苏联的“维钦斯基法理学”垄断了。现在维钦斯基的法理学被历史否定了，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法理学，似乎马克思主义不讲法律，不讲法治。
这种错觉是怎么形成的？作者看了维辛斯基的法理学，发现不是马克思主义。维辛斯基法理学的错误在于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定义照搬到法和法上。比如“法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法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法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法与阶级同生共死”等等。这一套概念大家都很熟悉，可以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其引用的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到。本来是“政治国家”的意思，不是“法律”。“法”和“国家”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概念吗？它似乎从来都不清楚，但它是混乱和颠倒的。这种误解仍然束缚着许多人的思想。
维钦斯基法理学的主要错误和危害是强烈的宗派情结，以及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思维方式。以为法律只是统治工具，一些人心目中的法治就不会超过“依法治乱”的水平，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境界，更谈不上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实质。可以明确地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维钦斯基的法理学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历史悲剧，应该吸取教训。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法律只是阶级社会的存在。他们都说，在阶级之前的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生活就是要有秩序、有规矩，也就是要有“法”；阶级消灭后，很多问题还是要靠习惯来解决，甚至要上法庭审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绝不是把阶级性当作法律的永恒本质。因为阶级本身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而不是永恒的。法治的本质是符合社会规律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说到底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不仅要赞美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科学、正确、伟大，而且要有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要认真提出和回答时代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到底是什么？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问题。相反，他会说，“这里是罗托斯，就在这里跳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