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生育率下降

核心提示今天来聊一个年轻人感受不到,但其影响,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未来35年里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人口老龄化。老年人退休潮就这么不声不响的来了,从今年开始,中国的退休人口将以每年至少2000万的数字增加。以60岁为退休时间来算,从2022年开始,1962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感觉不到,但其影响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未来35年最重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退休潮悄然而至。从今年开始,中国退休人口每年至少增加2000万。

以60岁为退休时间,1962年以后出生的人将从2022年开始陆续退休,1962年是中国第二次婴儿潮的开始。据统计,1962年出生人口为2437万人,1963年为2919万人,为中国近70年来最高。

从1962年到1975年,每年都有2000多万人出生。刚开始的婴儿潮会逐渐转变为退休潮。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出版的《人口统计年鉴》,这次退休高峰的凶猛更加凸显。资料显示,25-59岁年龄段总人口为7.4亿,平均每年约2100万人。这也意味着,这个每年2000多万人的退休高峰将持续35年。

一方面是退休高峰,另一方面却是新生儿数量的断崖式下降。

2020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仅为1203万,较2019年的1465万下降了18%。2021年仅出生1062万人,出生率已从1963年的43.6‰骤降至2021年的7.52‰。

在国际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通常为7%,这是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14%为深度老龄化,20%以上人口比例为超老龄化。但在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14.2%,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社会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仍然要面对大量的竞争对手。2022年,1076万应届毕业生加入就业市场,其中一人被随机抽出,询问他们对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有何感受。

答案是:人太多了,真的太浩繁了。

在这方面,中国真的完全看不到老龄化,但你看不到或感受不到的才是最危险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你就无法跳出这个人口统计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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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超老龄化社会。

200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7%,进入老龄化社会。仅仅20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4%,变成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7%到14%的路程,法国用了14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就连东亚国家日本也用了24年。与此相比,我们的速度太快了。按照这个速度,2033年我国65岁人口比例将达到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社会首当其冲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影响,或者年轻人将承受更大的赡养压力。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组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到2021年,我国养老金储备约为13万亿元,其中69.7%来自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占29.8%,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仅占0.5%。

主要支出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现收现付制,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在这种模式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到来,必然会面临养老金的收支平衡问题。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指出,随着劳动人口的逐步退休,在现有人口结构下,2028年养老金收入不抵支出,到2035年累计结余将耗尽。

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以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而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他们的社会赡养压力会越来越大。2020年,中国老年人的赡养率将为19.7%,几乎五个年轻人将赡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社会赡养比达到53.2%,即2个年轻人赡养1个老年人。

届时,在养儿防老方面两头受压的年轻人将进一步走入少子化的怪圈,减少年轻人规模,加深人口老龄化进程。

一方面是全社会越来越大的供养压力,一方面是逐渐失去活力的经济市场。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成本飙升,从而增加社会运行和生产成本,抑制需求,造成产能过剩,最终反馈到就业率和劳动力价格,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持续下滑的状态。隔壁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对于这种状态,经济学界用一个词来形容:长期停滞。

由于人口增长率的持续快速下降会严重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导致持续失业和经济停滞,因此没有任何自然力能够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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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6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人口老龄化标准以来,60多年过去了。今天,世界各国都依靠养老市场化机制相对妥善地应对了人口老龄化,解决了老年人最关键的养老保障问题。然而,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

走出人口老龄化只有一个办法:提高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相互冲突的博弈问题。

现代社会,随着抚养或生活成本的增加,作为个体,把钱花在休闲或储蓄上的收入高于生孩子的收入。对于一个集体来说,人口的延续和增长是保证其利益的途径。两者的冲突塑造了当今社会少子化的趋势。

要解决这种困境,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干预,比如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或者增加抚养孩子的收入。近年来,教培行业的双降双减,以及即将实施的北京市教师轮岗制度,都是为了从教育层面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减轻家长的负担。

此外,公共财政支出在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教育方面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分别从2003年的12%和3%提高到2015年的15%和7%。

国际社会通常把总和生育率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的正常水平,1.5作为高度敏感的警戒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就有可能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3。

从这些数据来看,我们可能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措施来提振生育意愿。我们不能对老龄化问题持乐观态度。是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是你我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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