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黄皮书，就是政府用来统计户籍和土地信息的登记册。根据黄皮书的数据，政府对人口和田地征税。在计算机出现之前，黄皮书是政府的“税收大数据库”。
田赋和徭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义务。政府在征收田赋和征收徭役时，必须准确掌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情况。因此，土地和户籍信息一直是历代“税务大数据”的两大核心要素。
明初大臣叶伯举指出“有户口时，开田，然后加税”。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发布“户帖”，要求对全国人口和家庭财产进行全面统计，包括每户的人口、年龄、房产、田亩数等基本信息。
洪武十四年编黄皮书时，朱元璋规定了黄皮书的保管方式，详细登记每户纳税信息的登记簿一式四份。只有提交户部的前册封面要装裱成黄色，所以叫黄册。
太祖朱元璋这一规定颁布后，各地按照甲、李、县、府的级别，逐级收集黄书内容。最后，布政司将辖区内的官书全部打包装车，运往都城金陵。第一次到京的黄皮书有53393本。但是，这只是“初级版”黄皮书，因为它只解决了按人口安排强制劳动的问题。要管理地税征收，还需要统计全国的土地信息。
到洪武二十年，鱼鳞书基本完成。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用了17年时间，才成功将户籍信息和土地信息加载到大明的“大税库”中，最终将徭役和田赋的有效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大量的黄书需要妥善保管，朱元璋的目光落在太平门外的后湖。“后湖阔，四里围，中间几洲，破堤千尺……这是绝配。”纸质黄皮书作为最核心的税务数据，要做到防火、防潮、防盗、防篡改，后湖良州是最佳选择。
选定黄书馆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湖边的围墙加高加厚，将紫金山与后湖隔离，然后向北修筑围墙。黄书馆所在地周围设置了界墙和界石，不允许人们进入边界。“后湖界碑”是用来隔离外人的。黄皮书图书馆的内部设置也相当精致。数以万计的黄书按照国家和政府级别，被放置在四面八方的开放式书架上，书架上方放置一个倾斜的盖板，将其完全覆盖，防止屋顶漏雨受潮。这一切在明代后湖黄册库遗址陈列馆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还原和再现。
明朝为了做好黄皮书的日常管理工作，规定黄皮书的数据每10年更新一次，称为“十年创制”。洪武十四年第一本黄皮书的规模为5万册，洪武二十四年创制后翻了一倍，达到10多万册。此后200多年间不断更新。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入库的黄书总数接近200万册，后湖的黄书馆也从原来的36个扩大到787个，有3086个书架，规模惊人。
可惜到了明末，黄书馆的管理逐渐松懈。清军围攻南京时，守城军把黄书从黄书馆搬出来填补城墙缺口，甚至把黄书撕成单页做火炮引信。即便如此，清军入城后，黄书馆的大量黄书被当作废纸分几次卖掉，所得作为军饷。黄书数量之庞大，可想而知。战争灾难过后，原黄书馆的黄书早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