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因特虎 老亨
【42岁的深圳经济特区，与这个世界一样，面临着诸多变数。她的未来，谁最关心？疫情三年，深圳、香港隔河相望，这对携手走天涯的双子星城，如何以新的姿态面对变化了的世界？深圳的明天会更好吗？深圳GDP增长平实下来，会是深派生活方式讲究的机缘吗？深圳人将要如何继续“搞钱”？因特虎老亨深情纪念深圳特区42周年的年度长文《42岁了，深圳你好吗？》为你一一道来。全文11232字。】
每年8月26日，为特区庆生，已经成为很多深圳人的惯例。大聚会、小聚会，去有特别意义的地点打卡，为自己买上一束花，为自己酌满一杯酒，回首自己来深圳的路，写下几页《入深圳记》。几个老派的深圳主义者，譬如我，还会逼着自己写下一篇纪念长文。是的，长就好，絮絮叨叨的长文，最能体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长情。
我是1997年正式来深圳的。这个时段来深圳的人，已经不属于80年代来深圳的那些更加理想主义的拓荒者。从1992年开始吧，大学毕业来深圳的人多起来，这群人比起此前冲破体制藩篱来深圳的改革精英来，要务实得多，说是世俗得多也不为过。深圳特区的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此时权衡利弊来深圳是不乏精明的。可是背负大学文凭的这群人，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不可以像以往成千上万洗脚上田的农村务工人员那样，在故乡还有田土，还有老宅，还有户籍，还可以在赚不赚钱都可以一张火车票回到老家。这些拥有一纸大学文凭的人，已经没有了故乡户籍，他们可以在城市漂泊，却再也回不去故乡。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城市混得好一点。
城市会好吗？
1997年，就是一个讨论深圳去留、城市好坏的大年份。这一年，香港回归。香港回归了，深圳还会好吗？香港回归了，深圳还会不好吗？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理据，有的兴致勃勃地来，有的知止则止地走。此后，上海崛起，长三角崛起，京津地区崛起，深圳则一度有些彷徨，离开深圳的理由似乎应验了。再后来，中国加入WTO，深圳制造业一路狂飙，高新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深圳经济迎来黄金发展期，这又似乎验证了留在深圳的理由。到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比世界其他地方更美好，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深圳是去是留，反倒并不重要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圳人又一次反躬自问：深圳会好吗？
是从深圳等内地的互联网与香港等域外的互联网不互联不互通开始吗？是从深圳最国际化的企业中兴、华为在国际市场频频受阻开始吗？是从深圳企业的用工成本难以平衡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开始吗？是从疫情肆虐人口高密度城市可能不宜人居开始吗？是从香港变得不那么香港、深圳变得不那么深圳开始吗？世界已经不那么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世界上的深圳会好吗？
深圳人向来是不惮于变的。创新、求变，不仅是深圳人的标签，更是深圳人的性情。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有迎难而上的变革，就没有所谓的深圳奇迹。但是，仔细想来，深圳之变，是有其逻辑、有其次序的。特区成立42年来，深圳的变革，要言之，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变得更开放，面向全世界的开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内引外联，一言以蔽之，都是开放，面向世界敞开自己的怀抱。设若不对港澳台海外及国际社会开放，深圳就无从建立起面向世界市场的产业链，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就没有深圳人的一席之地。起初，石岩不开放接纳香港工厂，深圳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拥有中国首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南风之熏兮，阜吾民之财兮，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恭喜发财就是这样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的。后来，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落户深圳，深圳制造风行海外。深圳工厂老板由此开始从“百万富翁”晋级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如今，疫情因素，非经济因素，深港之间往来受限，很多常年往来的深港客，互不往来已经三年多了。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落户深圳20年之后改迁印度。这自然会促使深圳人好好想一想：我们曾经的开放逻辑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们是该升级开放层级，还是要改变开放格局？这样一来，深圳会好吗？
42年来，深圳经济特区的改开格局其实是默认一种次序的：由最熟悉国际规则的香港做前导，做超级联系人，做顶层设计，深圳则以自己的运营成本优势、应用技术优势、体量规模优势，对接国际产业链，持续赶超升级，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整个大中华经济圈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圈层。早在2003年8月，因特虎民间智库就开始明确建议香港在基础教育、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创新等领域做深圳和内地做不到的事情，建议在中西文明融合冲突过程做最无歧见最大公约数的事情，消弭而不是凸显东西方的差异。说到底，人类起源同一，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远没有想象的和嘴上说的那么巨大。是利益之争放大了意见的分歧，互联互通时代，人们交换意见更便利，更有利于形成人类共识。深港携手，是可以促成人类共识的达成的。深港次序，其实可以是人类文明对话、东西方文化融合有序的典范。很遗憾，今天的香港显然暂时不能满足这样的期望。深圳站在香港背后参与国际合作的既有次序和格局显然也已改变了。那么，自兹以往，深圳将以何种角色与香港相处，以何种姿态屹立于世，以何种方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独当一面呢？这种变化，深圳适应得了吗？深圳驾驭得了吗？这种变化之下，深圳会好吗？
世上本无香港。
世上也本无深圳。
一城一地的盛衰荣枯，原本是无需过度挂怀的。
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古印度文明消失了，古希腊文明消失了，古代两河流域、古代美洲，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明，都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中，都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任何秩序都会消散，这是由熵定律决定的，从大历史大轮回的角度看，不必伤感。
但是，对于具体的当事人，历史变化不是过眼云烟，而是需要认真面对的坚硬现实。
对深圳未来之好坏其实并不太过焦虑的，大有人在。纯粹来深圳打工挣钱补贴家用的所谓“普工”，就不太为深圳遥远的未来操心。对于他们来说，在哪里都是工作，都是挣钱，一旦挣不到钱，那就回老家去，也总能过日子。所以，来了就是深圳人，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打工者来说，是一种尊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想要的身份，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哪里人。你说他们来了就是深圳人，他们会笑一笑，意思是：谢谢了，深圳很友好，但是不敢高攀，也不愿高攀。他们属于故乡山水，那里有他们的田地、家宅、祖坟、乡里乡亲，而他们曾经是深圳人的大多数。至于入了户、买了房、发了财、进了体制，已经颇安逸了的深圳人来说，他们也不会太过担忧深圳未来之好坏。他们会觉得现在的深圳已经很好了，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再好能好到哪里去呢？他们不去想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呢？他们也不去想了。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得到的也得了，该看的世界也看了，走遍全世界，还是深圳好。即便是体制内积极求变的人，长期应对变革，也有些儿疲了，倦了，不多想事了。相对于普通来深圳建设者，这部分人的数量可能是少的，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圳人的主体。所有变革，都起因于渴求，当欲望满足，岁月就巴适。
对深圳未来之好坏真正关心到焦虑的是越来越多拿着文凭回不到故乡的新移民。深圳第一批成建制地来到深圳并且改变深圳的正式移民其实是大约2万名转业到深圳基建工程兵。1983年，他们脱下戎装，成为深圳市民，拥有深圳户籍，带来妻子，生下孩子，接来父母，引来亲友。深圳顿时有了军人的阳刚之气，深圳立刻有了满大街的北方话语。深圳一开始就是军事边地，南头古城，大鹏所城，都是军事要塞。2万基建工程兵成建制的到来，凸显深圳的军城气质。接下来，深圳大批量的非正式移民，却是一望无际、一年四季穿裙子的姑娘们，他们从广东内外的乡下走来，在深圳工厂流水线上忙碌，在各个工业园区的宿舍栖息。她们人数众多，以百万计；个个年轻，平均年龄20来岁；在深圳人口中占比极高，传说中的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7。她们给深圳带来美好，“你好，靓女”，名不虚传。她们为深圳传播美好，打工妹的工资邮寄到老家乡下，添新衣、建新房、孝敬父母摩登礼物，资助兄弟读书娶亲。那时，家里有人在深圳，感觉是美好的；亲友中有人从深圳回来，感觉是美好的；大家聚在一起谈起深圳，感觉也是深圳美好。唯一遗憾的是，与深圳美好相伴的她们，大多数都没有留在深圳，她们来了深圳，但是最终没能成为深圳人。只有从1992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渐渐不包分配；小平南巡讲话感召青年学子成批成批地投奔深圳，深圳的“书生气”开始浓郁起来。华为对所有通信电子专业的应届大学生打包全要；万科创办《白领》杂志，为城市小资摇旗呐喊；《深圳青年》携理想主义传统对深圳城市展开浪漫想象。深圳迅速成为大学生就业选择中的第四城，北上广深，深圳的城籍金贵起来。年轻人在深圳结婚生子，深圳的孩子多起来，孩子的学位紧张起来，学校的老师职业尊贵起来，来深圳求职当老师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多起来，深圳引进的各类老师开始数以十万计。这是近年来深圳户籍人口的大宗。大宗高学历人群获得深圳户籍，进入深圳体制，改变了以往行政调动、复员转业形成的体制内人才结构。加上市场化的人才引进，社会医疗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吸纳的知识人才，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知化。因为回不了故乡，他们解不了乡愁，又新添了城愁。他们对深圳未来之好坏可以真正关心到焦虑。
从1997年《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的困惑，到2002年《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彷徨，因特虎见证了第一次深圳知识移民对城市的自觉。一大群素不相识的深圳白领，因为不知道深圳、想知道深圳，聚集在一个“一切与深圳有关”的BBS，没日没夜地讨论深圳、争论深圳，说深圳、爱深圳、批评深圳、建议深圳，最终以“深圳主义者”自诩，数十年不改当年情愫。这是深圳城市发展的现象级事件，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独特的深圳现象。今天，中国每年有千万大学生毕业，他们绝大多数进入了体制内，绝大多数只能市场化就业，而市场化就业的最佳选择之一就是来深圳。据不完全估计，每年大学毕业生直接或间接、当年或时隔数年选择来深圳就业、创业的人数可能在50-100万之间。这些人来深之初，根基不深，积累不厚，收入不多，成功不易，但理想很大，愿景不小，关键是如果不成功，并无退回老家的可能。他们只能在城市漂泊，从这城到那城，而深圳往往是无可选择者最后的选择，如果深圳都不能让梦想者圆梦，那到哪里去寻找大学城外的世外桃源？
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深圳流水线上的普工会快速消减，写字楼里的大学生会加速增多。旧时关内区域容纳不下这许多新人，他们就会沿着轨道交通溢满关外新区；大深圳容纳不下这许多新人，他们就会溢出深圳，在深圳都市圈的东莞、惠州和中山流连栖息。老家的乡村在不断收缩，小镇青年在向城市进发。在所有城市中，深圳是最有友好、最市场化、最不论资排辈的移民新城，产业底子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治理人性化、对尚不油腻的知识青年热情有加。深圳可以不是所有人的天堂，深圳可以而且应该是这些新人的天堂。不论国际国内的营商环境如何变化，未来只要有这些人不可思议地成群结队地涌来，哪怕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来回回，不绝如缕，深圳就不会失去明天的机会。他们来深初期，可能眼高手低，可能牢骚满腹，可能好高骛远，可能见异思迁。有什么要紧呢？假以时日，这些受过严格教育训练的年轻人，自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学会游泳，等他们游出姿态，就是深圳又一次游刃有余的新境界。深圳的未来会好吗？只要这群年轻人不放弃深圳，愿意投奔深圳，愿意为深圳的明天焦虑，深圳就有不竭的发展动力。毕竟，城因人兴，有人，才有一切。
与无根基的知识青年在城市漂泊一样，小规模的民间资本也在四处游走寻找栖息之城。大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中等资本可以与非经济力量结缘，唯有改革开放以来积聚的小额财富，尚不具备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能力，也不可能攀附得上金字塔的上层。小本经营最怕小鬼纠缠，当小鬼成为饿鬼的时候，小本买卖就断无生路了。宛若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在营商环境恶化的地区是没法继续下去的。深圳所处的国际国内营商环境跟其他城市没有根本区别，但是深圳特区42年来形成的城市自身营商小环境还是有了些许的不同。万科创始人、深商总会理事长王石曾经说，深商已经可以不靠特区优惠政策持续经营了，因为深圳民营企业不仅有了市场经验，而且深圳的“小政府、大社会”为深商准备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比特区优惠政策更靠谱。营商环境的些微改进，会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聚集，从而使得营商环境进一步改良，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都是营商环境长期改进和长期积累的结果，长期主义，才能带来形成核心竞争力，掠夺式财富积累做不到这一点。城市竞争力也是这样积淀起来的。深圳对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比较友好，就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集聚，更多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聚集，就会对深圳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在香港的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形下，深圳稳健经营稳健发展的稳妥之法，就是悉心听取民间企业的诉求，悉心服务于民间企业的发展。深圳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离市场经济不会太远，就会离国际经济规则不会太远。
关于虹吸效应，关于拉美城市经济，甚至关于营商环境，前几年都已经讨论过了。这里要补充一点新情况，那就是：香港的国际功能部分地会被新加坡所移植，而深圳的国内发展或许可以嫁接近现代上海的经验。上个世纪初，民族企业的黄金发展期结束以后，江南地区的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处于野蛮生长后的调整阶段，上海则以相对规范的市场环境吸纳了颇为卓越的民族企业汇聚十里洋场，夯实了近现代上海民族品牌的基础。深圳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经济运作中，是可以在内循环方面有更大的作为的。以国际市场的经验为内地民营企业做增值服务，打造国内民营资本聚集地、民族品牌聚集地、民营企业大本营，深圳是有个可能的。只要悉心成就这种可能，深圳的未来也就值得看好。
深圳除了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福地，还可以成为中国民间手艺人的乐园。深圳作家南翔先生近些年访求中国民间手艺人，写就了《手上春秋》，深圳民俗专家廖虹雷先生努力推动深圳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越来越多的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来深圳创业，这些都是深圳城市的另类竞争力。之所以说，这是深圳的另类竞争力，是因为深圳特区42年来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全靠承接港澳台的加工制造业，以及基于欧美基础研究的应用技术研发生产，获得的商业利润和经济增长速度令其他生产方式黯然失色。深圳几乎不需要基于传统经验的生产手段，就创造了一骑绝尘的经济奇迹。说是“一俊遮百丑”，似乎有些不妥，现代经济赶超，肯定都是寻找最有效的经济竞争模式，深圳亦不例外，无可厚非。但若说，深圳模式尚显粗犷，尚乏精致琢磨，尚未与本土文化融通形成自己的风派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是不为过的。或者说，深圳人40多年来忙于圈地发展，未及精细讲究，却为今后经济的精细发展和文化建树创造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准备了不错的条件。现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深圳可以在以往并不着意之处，绽放异彩。
深圳，是人类文明的新地方。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咸淡水在这里交汇，物种繁盛，新事物层出不穷。历经上千年的海外贸易、上百年的华洋杂处、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已然出落别具一格的样子，深圳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Style，深派生活方式渐露端倪。引领生活方式变革的创新力量，总是来自直抵市场前沿的先锋企业和企业家。最微妙的需求变化、最敏锐的市场反馈、最时新的理念和实践，无一不与他们息息相关。设若遵循最具想象力和创新力的企业、企业家、深派生活方式的缔造者的指引，聚集起广有传统经验、精通生活技艺、具有工匠精神的艺术家、手艺人，以更清晰的深派生活理念、更具核心竞争力的深派生活出品，是可以让更科学、更人性、更有幸福感的深派生活方式风行于世，传诸久远的。深圳并非只是一块淘金地，深圳并非只有规模生产，没有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深派文化、深派生活方式携全新的技术优势和国际视野，是可以与历史上的京派文化、海派生活，形成差异，自成体系，并产生其独特魅力的。
任何企业家，经过三十年精研生产，都会蜕变为一个生活家。深圳特区42年了，许多的创业者都成了我们的生活导师。他们曾经为一个又一个商业创意，满世界奔走，现在，他们从一线退下来，不再只看商业计划书，而是更关心身边的花草，场所的审美。他们满世界体验生活，既想把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引进深圳，也想打造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深派生活方式并且推介给全世界。是的，所谓人类的生产方式，最终不过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已么？在深圳特区42年的生产场域里，引入生活理念，贩卖深派生活方式，这学习香港、借鉴香港的深圳选择，深圳的未来会因此呈现出另外一种美好。深圳这座城市里，除了陆续离开的流水线上的普工，除了书卷气弥漫的大街小巷的知识市民，还会活跃着越来越多的形形色色、身怀绝技的俗世奇人、生活趣人。是了，这就是后工业时代现代城市应有的样子，城市不再唯GDP马首是瞻，城市魅力、城市软实力、市民生活幸福指数，也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好了，说到最后，深圳未来好不好由谁来决定，由谁来创造？
深圳之有今天，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是由很多善因结下的善果。远的不说了，说几件近一点的事。深圳的改革开放早在1961年就进行过一次，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那时还是陶铸主政广东时期。有很多广东人对陶铸有议论，认为这个湖南人比较厉害，对广东太严苛了。就是在陶铸主政的1961年，宝安县开放了边境贸易，内地人可以把鸡鸭蔬菜卖到香港，可以从香港买回紧俏物资，深港边境顿时活色生香起来，情形有如深圳的80年代初。可是1961年的边贸不久就叫停了，只是美好的记忆让人无法忘怀，所以时隔20年，又会有1980年代再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开放。1961年的边境贸易开放，不是陶铸想到的，是宝安干部群众自己想出来的办法，陶铸没有阻止，默认许可而已。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创意也是来自民间。一些潮汕籍的香港商人建议在老家汕头设立出口加工区，既然近代汕头可以成为小香港，海外潮商如云的汕头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台湾开辟出口加工区？后来，这个建议被不断优化、不断放大，最后成了开办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的中央决策，汕头是四个特区中最弱的一个，可是最初的创意来自香港潮商关于汕头出口加工区的历史事实依然有意义。民间自己不想办法，高层决策就没有依据，优化决策就更是无从谈起。
深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如此成功，也是有原因的。华人经营东南亚，少说也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泰国的米，马来的锡，吕宋的香料，无不与潮汕商人、客家商人、广府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华商在南洋、在香港经营多年，有资金、有技术、有成熟产品、有成熟市场、有管理经验，所以，他们的内地亲友如果愿意开办工厂，就一点也担心经营上的种种难题。这是海外华商多年的积福。华润在深圳和香港积累差不多50年，招商局在海内外存续上百年，这都是促成深圳改革开放的前因，嗣后才有深圳改革开放的奇迹。俄罗斯人羡慕中国有那么多的海外华商，羡慕深圳的边上有香港，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圳的特区开发，不是别人想学就学得到，想做就做得到的。
同样的道理，深圳的未来也不仅仅是未来，而是深圳昨天的继续、深圳今天的后续。我们昨天做的、我们今天做的，影响着深圳的明天。我们不能因为前人的积福，有了深圳40多年的辉煌，就心安理得，我们得为深圳的明天做些什么，为我们的后人积点福。
深圳人“搞钱”已经很出名了，深圳女孩都懂得“搞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搞钱”有几重境界，这就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了。
“搞钱”的第一重境界当然是“拼命地赚钱”，这是容易理解的。深圳人来深圳，大多只带着空空的行囊。睡桥洞、喝自来水，这是很多深圳创业故事的熟悉桥段。深圳人由没钱到有钱，不偷，不抢、不乞讨，几乎所有的赚钱手段都可以归纳为“交易”：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商业项目中去投资、交易、变现。游手好闲的手，握锄掌铲的手，愿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装配件，就可以获得十倍于老家的工资回报。放下架子，租间铺子，就可以靠一米柜台，发家致富，成为百万富翁。丢掉对市场经济的成见，学电脑、学财会、学金融、学投资、学企业管理，就可以进阶为商业精英，跻身财富阶层。深圳早期的商业机会多如牛毛，只要你愿意放低身段，参与到某个商业环节，就有合法赚钱的大把可能。只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放弃体制内的安稳，看不起个体户的低微，受不了开公司办企业的麻烦。等到大家都想下海经商了，都想投资买股票了，竞争就激烈了，不拼命就赚不到钱了。
“搞钱”的第二重境界是“拼命地省钱”。很多人对深圳人的印象是“大方”：请客吃饭，贵得离谱；回家送礼，什么贵送什么；逢年过节，家人群里抢红包，深圳人通常是红包发得最多、抢得最少的。深圳人愿意为学习花钱，愿意为旅游花钱，愿意为添置资产花钱，愿意为新技术、新创意、新项目投资花钱，深圳人似乎总是不差钱，总是看不到拼命省钱的“小气”样子。人们似乎忘记了，深圳人的钱是拼命赚来的，也是拼命省来的。流水线上的女工，不加班就不安心，来深圳就是来赚钱的，赚不到加班费，不就白来了吗？不加班，还会增加开销，厂外吃饭、买东买西，都要额外花钱，这是不划算的。深圳工厂打工人，每月只休一天两天，洗洗衣服，搞搞卫生，寄信汇款，购买生活必需品，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在免费的城市公园草地上走一走坐一坐，喝随身带的矿泉水瓶装的开水和便利店里买的最普通的面包，然后拍打拍打身上的草屑，雀跃着回到厂里，告诉远在故乡的亲人：我很好，今天去深圳了、去市里了、去华强北去东门了，玩得很开心！暂住深圳的打工人，宿舍和租屋里不会有过多的陈设，青春的驿站不必投入重装备；按揭的房子里，通常也没有余钱过度装修，简约的铺盖，普通的吃食，能省则省，好按时交供楼款。只有在父母亲人要过来深圳看望自己的时候，居处才会刻意的装饰，摆布一些多少有些夸张的物件，领着父母亲人去到平时想去而不常去的食肆，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点上几款华而不实的贵菜，却被深知自己习性的父母看出刻意消费背后捉襟见肘的拮据。在深圳，容易赚到钱；在深圳，也容易花掉钱。如果不是有意地节省，你很可能根本存不下钱，供不了楼，投不了资，成为不了财富的主人。省钱，不乱花钱，是对财富和资源的珍惜，是对自己劳动致富的尊重。即便你是靠运气赚了钱，你有钱点上满桌子美食，你也不可以任性浪费。浪费食物，浪费资源，浪费自己的金钱，浪费别人的劳动，都是浪费我们这个时代的好运气。在从没钱到有钱的最初，在幸运致富的幸福时刻，在跻身财富社会的梦想成真之际，用超出往常的消费来奖赏自己、犒劳自己、证明自己，无疑是激动人心并且无可厚非的。我们改革开放，不就是要让市场经济的优胜者扬眉吐气吗？但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值得我们践行，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更珍惜资源，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更经济的，更有效的，更节省的。在国际国内市场步入低迷的时期，在深圳经济的高增长渐趋平实的时候，省钱的美德，会受到祝福，深圳的未来会因此而更美好。
“搞钱”的第三重境界是“拼命地捐钱”。是的，你没看错，是“捐钱”，不是“花钱”。“捐钱”跟“花钱”是不一样的，“花钱”是消费，“捐钱”是投资，是积福。投资未来、投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不求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回报，就是“捐钱”，就是积福。深圳特区42年来的好运气，是前人积福的结果；今天，拥有财富、资源、能力的深圳人也要为后人积福，深圳的繁荣和好运气，才可以持续，才可以延续久远。
做好商业投资，经营好自己的企业，是为公共纳税作贡献，是为社会就业做贡献，是为城市竞争力做贡献。做到这一点，就算尽到本分，值得赞许了。但是，还不算尽善尽美。人类社会，经济是基础，但经济不是全部。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商业激励，但是非商业的社会行为就无法完全用经济指标来权衡。很多人类行为是没有商业对价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养儿防老，今天的社会，养儿防老的愿望就会大打折扣，那还要不要生儿育女呢？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在不成熟的商业社会中，不如财经、技术类学科“有用”，那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是不是要从我们的社会中剔除呢？当我们的商业社会日趋成熟的时候，需要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时候，被清除的他们又从哪里找回呢？
深圳人无限感谢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决定，他对市场经济的直观感受可能得益于早年法国留学的经历。而他留学法国的经费有一部分就来自当年四川地方的袍哥会和广安商会的捐献。深圳人致敬袁庚先生在蛇口大刀阔斧的改革，袁庚先生的学养风度人格魅力备受世人称赞，这与他早年在岭南名校广雅书院求学不无关系。广雅书院是晚清名臣、清流代表张之洞1888年创办的，教育育人不求第一，但求唯一。袁庚先生主持招商局、主导蛇口改革已经是90年后1978年、1979年的事情了。深圳早年，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商业盈利的追求溢于言表。湘籍港商余彭年却大手笔捐献交通、捐献酒店，深圳彭年酒店成为经典的慈善案例。深圳特区成立之初，从全国征调人才，那时体制内工资和体制外收入反差极大，但是体制内改革者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有目共睹，他们生愿意生在深圳一千次，死愿意死在深圳一千次，无怨无悔，顶着压力，冲破藩篱，为深圳规划明天，创造奇迹。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物质回报，他们甚至也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荣誉和记念。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于前人来说，我们是后人，对于后人来说，我们是前人。我们享前人之福，亦当为后人积福。积福之法，无非是做一些应该做的事，遵从自己的内心，为自己认可的人和事去做付出，包括付出我们拼命挣来的钱、拼命省下的钱。捐钱不是花钱，也不仅仅是投资，而是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和事投出发自内心的支持票。市场经济就是用钞票投票，看好的商品、信赖的商家，我们用钞票投他的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明天、什么样的未来，我们也应该为此做点什么。
深圳的明天会好吗？取决于今天我们为此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