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陈彬
有时候，几个数字就能决定一个专业的命运甚至“生死”。
近日，安徽省下发通知，要求控制社会需求不足、就业落实率低的学科招生规模。连续三年就业落实率低于60%的专业暂停招生。通知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公众的争论——仅凭就业率就能决定职业生存吗？
几乎与此同时，有媒体披露，近5年来，国内已有83所高校取消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曾经热门的公共管理专业，到了这样的状态，有些人很尴尬。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一个关键问题——应该由什么来决定大学专业的“生死”？
“大学教育”不等于“专业教育”
虽然安徽省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如果把视角扩展到全国，安徽有类似措施的省份远不止一个。
比如，今年5月，福建、江西两省教育厅分别下发文件，要求减少甚至停招部分本省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专业；今年2月，辽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今年对就业率低的专业实行递减招生计划，坚决放弃“鸡肋”专业。
其实早在10多年前的2010年左右，辽宁省就用3年时间合并了120多个就业率低的专业。
“近年来，我国高校处于密集调整期，表现为大量新专业诞生，老专业消亡。”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别敦荣说。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审批结果》。结果显示，国内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31个，取消专业804个，创历史新高。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共有265个新增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1万个被取消或停止。
"高校专业调整主要基于三个原因."暨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继明说，一是知识发展或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第二，社会分工或社会职业变化的客观要求；第三，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调整教学体系的直接要求。
“所以，无论是增加还是取消专业，都是大学办学的常规环节。其目的是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他说。
但是，单纯以就业率来判断一个专业的好坏，甚至以此来决定它的“生死”是否合适呢？在唐敦荣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理论上，学校设置专业的出发点应该是它的整体学科布局。没有专业的支撑，一门学科就无法建立，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说，专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就业率，而是为了支撑整个学科。”他说。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高校在保证办学规模的同时，要对一些在学科支撑中起重要作用的专业给予优惠政策，保证能办好。这是构建良性学科生态的前提，也符合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
但现实中，目前国内高校仍普遍实行高度专业化教育。“换句话说，高校往往不考虑学科生态，而是把‘大学教育’狭隘地理解为‘专业教育’。”别敦荣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学校不会关注不同专业之间的关系，更不会关注学校整体的学科生态。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的结果就是专业办学完全自我封闭。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发展规划部副主任、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郭德宏也表示，在高校扩招初期，虽然高校在设置新专业时也会进行专业设置的论证，但大多是常规的工作程序。高校设置的个别新专业，有些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专业设置论证和充分的市场需求调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这与当时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发展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
“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国家政策鼓励高校扩大办学规模。高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对专业设置实行粗放式管理，争夺能在短时间内招生的专业，导致各地专业雷同。”郭德宏说。
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也在强调按大学科招生培养，以及扩大专业和学科，都希望建立不同专业之间相互交流和支持的关系。然而，“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进展，但与预期相差甚远。这使得目前高校的专业调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别敦荣说。
这个“专业”不是他的“专业”
在郭德宏看来，要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对传统专业设置进行系统改革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教育发展的惯性，传统专业设置的转型并没有成为大多数高校的自觉追求，传统的办学思想和对专业设置的固化认识依然根深蒂固。
这个观点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专业”？
此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陆晓东曾专门撰文探讨“专业”的内涵。在他看来，“专业”这个概念在中国具有很强的实质性意义，这源于其背后的三大实体——由同一专业的学生组成的班级群体、教师组织以及与教师组织相关联的经费、教室、仪器设备。
“国内高校一般是按照专业来划分和组织的，学生入学后进入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合并或调整，背后的三类实体也必须合并调整，而这项工作往往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而难以推进。”陆晓东说。
然而，国外却不是这样。
根据别敦荣的观察，很多欧美大学规模都不大，但专业数量却远超国内同等规模的大学。这是由于他们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根本原因是他们认可的“专业”只是教学的组织单位。
陆晓东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英语中，‘major’一词可以直译为‘major’或‘major’，仅指具有特定逻辑关系的一系列课程组织。”他说，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培养计划或课程体系。学生完成这一系列课程后，被认为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成为本“专业”的毕业生。
事实上，在美国的一些高校中，这种“个人专业”的课程组合甚至可以由学生提出，教师批准，并提供专门的指导。如果学生无法从现有的专业中找到完全符合自己兴趣的专业，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形成具体的课程计划，经过审核后开始学习。完成该计划后，可授予其本科专业学位。因为“专业”只是“一套课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在我国，“我们专业既是固定的教学组织单位，又是社会办学单位，直接影响用人部门对学生的就业。”别敦荣说，用人单位在用人时往往会说，只要有某个专业的学生，学校与社会之间就形成了非常牢固的专业认知观念，也进一步增加了学校改革原有专业办学模式的难度。
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固化的专业认知，目前以就业率来评价专业“生死”的做法，在一定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建新在采访中所说，“当我们还不能完全按照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还没有发展到打破就业市场对专业的固定认知的时候，就业率确实是我们调整学科专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半年离职率超过30%意味着什么？
如果仔细观察当前就业率与高校专业设置的关系，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点。
例如，吴建新指出，高校的专业设置一般遵循两种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相比之下，基础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更倾向于学术逻辑，相对远离市场；而工科专业、管理专业、商科专业偏重市场逻辑，受市场影响较大。
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在现实中，无论是“学术逻辑”还是“市场逻辑”，专业人才培养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几乎都是一样的——能不能找到工作。
“大学生就业问题不是简单的关系到学生个人，而是关系到社会的大问题。”唐敦荣说，这种情况下，什么专业最容易找工作？当然是“对口”专业。“只有‘专业对口’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现阶段这种观点依然盛行。”
当“出口”标准趋于一致时，高校专业设置的底层逻辑也会被标准反作用。说得更直白一点，评价标准更加“市场化”后，即使是相对更“学术”的专业，也会变得更加关注“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6年，新增了大量商务英语、酒店管理、财务管理等传统热门专业。2017年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等新工科专业新增速度迅速超过传统专业。
除了新工科，在新增专业上，文学类从2020年开始缺位，历史类从2016年到2019年连续四年有空白色期，哲学类连续10年处于“停工”状态。
张继明在一篇文章中说，高校经常根据一些外部功利标准调整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一般被视为高校调整专业的重要标准。但是，就业率并不是衡量专业价值的唯一指标。大学生就业研究中常用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显然不是教育对“人的发展”本质的恰当定义。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问题，就是毕业生最后是否会真正从事所谓的“对口”专业。在别敦荣看来，这个问题“似乎被一些单位或部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早在2019年，第三方教育质量测评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就对2018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2018届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性为66%，半年内离职率为33%。而另一家基于20.8万应届毕业生数据分析的网络招聘平台，则让结论更加令人惊讶——2018年，中国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仅为48.61%，不到毕业生总数的一半。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别敦荣说，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是符合就业率的；另一方面，学生还没有按照之前的专业划分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这种情况本该提醒我们，在办专业学校的问题上，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着专业。但遗憾的是，“这种就业形势并没有成为当前专业教育改革的基础”。
在他看来，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建设和调整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被大大简化了——只要就业不好，招生不理想，你的专业就会被撤销。
比预警更重要的是“认真专业”
很多人也在思考高校在专业设置上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医学专业出身的苏大原校长熊思东，就在多个场合呼吁建立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预警机制。通过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专业结构，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才需求结构，及时调整医疗专业。
对于熊思东的建议，郭德宏深以为然:“对高校的专业设置实行‘预警机制’很有必要。”他说，这既是对学生成长和学生家庭教育投入的负责，也是帮助高校更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的负责，更是对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合理高效使用的负责。
然而，在吴建新看来，“预警机制”的必要性因专业不同而不同。“以医学、商科、新闻传播学为代表的专业人才培养更加市场化，其‘市场逻辑’更强。对于这类专业，建立‘预警机制’更为合适。但对于一些基于‘学术’逻辑的专业，完全指数化的‘预警机制’是否适用，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事实上，高校专业预警机制已经在国内部分省份实施。比如2021年底，贵州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对法学、数字媒体艺术、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五个专业提出警告。
然而，这些预警机制并不像熊思东想象的那样，是基于某些专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指导性预警，而只是针对某些“失序”专业的警告性预警。这些“问题”大多与就业率有关。
以贵州省为例。在2012年我省出台的《关于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预警退出机制的意见》中，要求将部分就业率低、省内高校毕业生分布点较多的专业纳入预警专业名单。连续三次被列入预警名单的专业，除部分特殊专业外，将实行退出机制。
别敦荣坦言，目前所谓“预警机制”的评价标准无非是招生人数、办学条件、就业率等指标，但它忽略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专业办学中，高校往往“重应用，轻建设”。
“我们专业大多是从‘无’开始，然后变得简单，慢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缺乏学校有计划的建设和发展。”别敦荣说，正因为如此，学校对这些专业也缺乏持续的、有计划的投入。
在他看来，在这种类似于“放养”的专业建设模式下，学校很少主动建设专业，只能靠专业人员自己的努力。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是，在一些高校，某一学科出身的人一旦担任校领导，其专业往往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但一旦专业出现问题，“板子”往往会打到专业上，有待商榷。
“在高校专业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建议，给出很多出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简单、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高校是不是真的在认真建设一个专业。这个问题回答不好，谈其他问题就没有意义了。”别敦荣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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