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东北地区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多元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中外媒体高度关注此次会议释放的这一重要信号，认为“建设对外开放新边疆”是中央对东北的新任务。就此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学者常修泽。
常修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转型理论和开放战略的研究。1988年，他提出实施“四边”开放战略。2015年在《人民论坛》发表《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针对“开放论”，首次提出“从开放的角度看东北是前沿”的观点。在2016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进一步阐述了“东北将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列”的观点。
为什么是新边疆？从东北亚大格局、中国大布局、东北大作用的三维认识
辽宁日报:您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从开放的角度看东北是前沿”的观点。这种“前沿理论”在这次中央会议的明确提法中得到了吸收和肯定。你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常修泽:这次中央会议的提法，我是认真看过、研究过的。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
一个是“建筑”。虽然针对“开放末端论”，从东北未来将承担的“大角色”出发，我提出东北要成为“开放前沿”，但这只是基于学术对大势研究的学术判断。这次中央提出东北要“建设对外开放新边疆”，这个“建设”就更加明确了。既是判断，也是战略决策，赋予了东北如何“建设”的战略任务。
二是“新”。“新”是相对于“原”而言的。“新”字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涵:纵向，体现对外开放的“新舞台观”；横向上反映了东北亚的“新棋局观”；内向反映了东北人的“新角色观”。
辽宁日报:今天，如何理解和把握“对外开放新前沿”的定位？
常修泽:我从三个维度把握“新前沿理论”。第一维度，从全球形势来看，尤其是东北亚。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重点分析一下东北亚。东北亚是世界上发展基础最好、发展潜力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核心，与俄罗斯、朝鲜、蒙古、日本、韩国四国相对，直接关系到中国与这五国的关系。本地区各国经济发展各有优势，特色鲜明，互补性强。近年来，有三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朝鲜半岛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尽管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宽松趋势仍有希望。二是俄罗斯出现“东进”迹象。目前，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发展正在升温，东方经济论坛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东西向”的。老邻居俄罗斯远东的发展，对中国东北地区是一大利好。东北与远东的经济合作势头强劲，互联互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众多。已经全面铺开。双方都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排头兵。第三，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中日关系趋缓。韩国的“新北方政策”和日本的“八大领域经济合作”也在客观上呼唤东北发挥新的前沿作用。
当然，从东北亚“大棋局”来看，它一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其走势需要持续观察。总的来说，东北亚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辽宁日报:二次元是什么？
常修泽:第二维度，从中国的布局。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推进来分析，目前，国内的发展主要是“西进”。相比较而言，“东向”，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由于复杂多变的因素，仍然是一个薄弱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根据各地区情况，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之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之间的管治，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从中国民族大学的布局来看，建设对外开放新前沿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举措。
辽宁日报:建设对外开放新边疆，更像是国家大布局的“棋子”。
常修泽:对，是“棋子”，重要的战略“棋子”。这就涉及到第三个维度，来自东北的“大角色”。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开辟对外开放的新领域，有助于东北担当这一重大战略角色。
新的在哪里？新领域、新领域、新领域的“倒逼改革”。
辽宁日报:对外开放的新前沿。这个“新”到底是什么意思？体现在哪里？
常修泽:根据前期调研，我理解主要创新在于地域、新领域和“倒逼改革”。首先，在该地区是新的。40年来，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先后形成了许多前沿“窗口”或“阵地”。从纵向来看，有三个规模大、影响远的前沿。
第一个:80年代，以四个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点出口特区。1980年，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3月，我去深圳调研，重点是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然后我写了一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发展的启示》的调查报告，1984年拿到莫干山会议上。后来经济日报选登了这篇论文。以四大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广东、福建，走在了开放的前沿，开风气之先。
第二:90年代初，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设立上海浦东新区。上海和长三角成为新的开放前沿，并对全国产生影响。
第三:新世纪以来，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这次中央会议明确强调东北“建设对外开放新边疆”。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着眼未来，高瞻远瞩，在现有前沿的基础上谋势，随势而动，顺势而为。从规模上来说，应该属于第四边疆。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的这四个前沿，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空上是并存的。并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它们具有明显的“增量创新”特征。这四个边疆共同构成了中国东部开放的边疆体系。今后，随着发展，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也可能有新的开放前沿，这要看形势的发展。
第二，新领域。到期新的“视野”。比如第一波对外开放前沿确定时，其投资重点主要是加工制造业，而现在东北要瞄准高端装备制造业。相比其他地区，东北在高铁车辆、核电设备、船舶制造等领域拥有较强的工业实力。我在1988年提出“四边”开放战略时就表明，“互补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北方沿边开放带的物质基础”。现在应该抓住历史机遇，重点关注中国、俄罗斯、朝鲜、蒙古、日本、韩国等。扩大开放领域，特别是过去未开放的经济领域，打造中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最后，新的是“逼”。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指出，“用好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这是东北的心脏。我在《东北振兴战略探讨》中曾认为:“很难用改革的眼光来看待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对内施加负面影响，加快东北综合改革，开创改革新局面。
怎么建？抓住“开放重大举措”和“倒逼深化改革”双线突破
辽宁日报:你认为下一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开创新的前沿？
常修泽:我建议抓住“开放重大举措”和“倒逼深化改革”两条主线进行突破。第一行:开放重大举措。我注意到，近年来，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6月底，我在沈阳了解到，辽宁提出了以全方位开放引领整体振兴的40条意见；辽宁自贸试验区作用日益凸显；德国投资的华晨宝马沈阳新工厂开工建设；沙特阿拉伯投资的华金阿米石化公司成立。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信号，但与建设对外开放新前沿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需要加紧推进。
辽宁日报:你对开放措施有什么建议？
常修泽:去年12月，在东北振兴论坛上，我在《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构想》中提出了建议。结合新形势，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一是办好辽宁、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我曾建议辽宁自贸试验区“外溢”。现在河北自贸试验区已经溢出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辽宁、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也可以溢出到吉林。另外，考虑增设辽宁自贸试验区丹东片区。二是建设辽宁丹东、吉林珲春、黑龙江绥芬河、内蒙古满洲里等9个沿边开放口岸城市，作为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新支点。三是构建“四纵四横”开放通道。四是抓好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一批新的前沿节点城市建设。第五，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趋同。最近在辽宁的两个重大投资项目——德国华晨宝马和沙特华金阿米颇有启发，在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方面也有亮点。现在主要问题不再是“投资过不了山海关”，而是东北的干部思想和工作是否真的“过了关”。辽宁省委省政府做得很好，经验值得总结。第六，构建以营商环境为核心的“金三角”配套架构，确保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落实到位。
辽宁日报:你对改革这一行有什么建议？
常修泽:东北建设对外开放新边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文明深层次问题。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东北转型的专著，里面提到:第一，体制方面，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发达；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低，政府干预“重”。二、结构:一是封闭的外向结构，经济开放度低；二是内力结构硬化，新旧动能难以转换；第三，产业结构失衡，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滞后。三、文明:一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二是契约精神淡薄，一定程度上缺乏诚信；第三，过时的工业文明而非生态文明的观念。
建议以中央下达的新任务为重大契机，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形成适应新边疆的体制、结构和文明作风。我认为，如果这三大问题能够解决到位，就有可能构建对外开放的新边疆。
来源: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