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

核心提示□ 陈宇学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为理论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源头支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基础研究,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

□陈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为理论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提供源头支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基础研究是把握新的发展阶段、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

党的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自立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它强调,应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并对投资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划,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为理论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提供源头支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纵观人类发展史,所有发达国家都抓住基础研究推动革命性产业变革的机遇,步入世界强国行列。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仍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较大差距。在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缺乏基础研究源头的支持和引导,高端产业变得低端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面临的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不清楚。只有加强基础研究,才能实现科技自立。加强基础研究是把握发展新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

坚持“四个导向”。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和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需求,这也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基础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纯基础研究,通常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回报,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没有具体应用目的。它侧重于在源头上对规律、理论、方法的开创性研究,不直接产生创新成果和提供具体技术方案,但能提供理论储备,是科技创新的先导和基础。另一类是应用基础研究,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驱动,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实际需求出发,研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学基础,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不仅要追求知识和真理,而且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土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未来基础研究要围绕“四个定位”,在维护和改善人民健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等方面进行前瞻性规划和系统布局。

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是准公共产品,需要公共投入。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不足。2019年,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刚刚超过6%,而创新型国家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30%左右。这是中国急需弥补的短板。可以探索多元化的投资机制。除了继续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外,还要调动全社会投入的积极性,鼓励政府、企业乃至国际组织联合设立基础研究基金,支持社会组织设立基础研究捐赠基金。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高校和公益性科研院所,但根据历史经验和未来科技趋势,企业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正是因为多年的基础研究积累,华为在5G技术领域领先。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多为应用基础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在空公共支持研究未覆盖的白色区域。目前,我国企业的RD经费约占全社会RD经费的78%,但用于基础研究的仅占0.2%左右,用于应用研究的不足4%。其中95%以上投入实验开发,而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约有15%-30%来自企业。目前,我国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经进入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甚至进入领先无人区,具备加强基础研究的能力和实力。创新型央企和技术领先的民企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资源聚集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或者与高校、科研院所、中小企业合作推进基础研究,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国家强的通道。

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国家实验室是主要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如德国的阿贡、洛斯阿拉莫斯、劳伦斯伯克利、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都是围绕国家使命,依托跨学科合作和高强度支持开展协同创新的研究基地。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建设非常重要。“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系统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和企业共建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或基础研究基地,构建开放共享的基础研究创新网络,真正提高基础研究的效率和水平。很多科技创新和人才都与企业实验室密切相关。比如贝尔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C语言、UNIX操作系统、通信卫星等。都来自这个企业实验室;目前,世界顶级光刻机制造商ASML诞生于飞利浦实验室。全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发展壮大一批企业实验室,以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科技需求为目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机制。

重视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进一步支持研究型大学和基础学科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基础研究人才。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是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一是进一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比例,给予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团队更多自主权。二是大力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中青年科技人才。根据科技人才发展的规律,中年时期一般是科学家实现突破性创新的高峰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突破性创新的高峰期大约在30到40岁。在严格选拔的前提下,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加大对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使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获得控制权,夯实基础研究的人才基础。

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营造宽松、包容、进取的学术氛围。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研究的瞬间灵感、随机方式、不确定路径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思考、大胆假设、认真求证。避免违背科学规律的频繁考核和量化考核制度,构建以学术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全面引入同行评价,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克服浮躁心态,减少人才帽子,确保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研究,克服困难,早日实现重大突破,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作者是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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