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694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十七连增。人均粮食产量比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高18.5%。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20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0年翻两番。但是，在见证农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2020年，我国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量将分别为5251万吨、131万吨和239万吨。大量的投资会加重农业生态环境的负担，使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退化越来越严重。同时，农业污染具有广泛性、随机性和潜伏性的特点，农业污染治理难度大。
2020年公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年，农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约占全国各类污染源排放总量的49.8%，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主要污染源。为了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我们必须打好农业污染治理的攻坚战。为此，中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已经从注重产量转向注重质量，进而转向注重农业的绿色发展。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我国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16年，农业绿色发展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发展方向是走绿色发展道路。此后，农业绿色发展连续五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强调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模式要贯穿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2021年9月颁布实施的我国首个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对这一时期的农业绿色发展做出了部署，这意味着农业发展进入了加快农业绿色转型的新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1个省市。横跨东中西，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具有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雄厚、发展潜力巨大三大特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反复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长江生态修复作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首要前提。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修复生态的重要举措。2016年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首位。同时，还强调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现代化发展，改善流域生态环境。2018年9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前提。虽然农业污染防治取得一定成效，但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投入品“存量”仍然较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仍面临较大压力。
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化肥使用量为1823.1万吨，单位面积耕地量为288kg/hm2，远远超过防止水污染的国际安全限值225kg/hm2。同时，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无形中放大了农业化肥等化学品的污染。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长江的主要水污染来源，这将对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衡量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探索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较少，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较少。总结了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和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由来。其次，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而且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对长江经济带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厘清区域差异，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实现。
在实践中，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也要求农业从传统的低效率农业向高效的绿色农业转变。然而，当前的农业发展不仅受到其他产业的挤压，还承受着来自农业自身的压力。如何实现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必须探讨的课题，也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衡量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有利于了解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并通过分析影响因素为政策建议的制定提供依据。因此，本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绿色发展虽然是中国特有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但其理论渊源离不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追溯绿色发展理念的源头，可以发现这一理念源于美国学者巴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飞船经济理论，即地球就像一艘飞船，无节制的使用材料和随意排放污染会使人类灭绝。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学者们将目光转向资源环境经济学。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研究的出发点是1989年皮尔斯提出的“绿色经济”，即经济发展要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盲目发展会导致经济社会崩溃，也就是所谓的“负担得起的经济”。
之后，国外学者开始从绿色经济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特雷弗斯研究了荷兰的能源效率，探索如何实现其能源可持续发展。oAlbert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论证了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oMarti等人基于生态足迹和生物透明度对45个非洲国家的效率进行测度的相关分析框架。根据结论，给出了最佳的环境政策。奥玛托认为，综合考虑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生物经济，将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使社会发展同时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可见，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对绿色发展的评价研究很多，在绿色发展的定量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绿色发展的评价中，发现有两种评价方法: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在评价绿色发展水平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和熵权法。比如曾宪纲等人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黄等基于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黄山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时间空分析。王勇等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苟兴超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对黄河流域八个省份的农村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在评价水平时，学者们主要侧重于衡量地区和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在衡量不同层次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时，主要从国家、省级、城市和农村四个层面进行研究。并且在研究某个地区时，大多数学者都会对该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空分析。在衡量和研究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时。有学者从全行业来评价工业的绿色发展水平，或者衡量不同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制造业、工业和农业。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主要用于衡量绿色发展的效率。例如，考虑到环境资源，王志平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来计算中国各省之间的绿色技术效率。詹涛等。以绿色GDP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
王兵利用数据包络法的全局非径向函数计算了中国30个地区的全要素绿色效率。刘洋等基于非预期产出的SBM模型从时间空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化。研究区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国家级、省级和城市群，研究和分析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在产业的选择上，有很多关于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例如，塞布丽娜基于RD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RD投入的DEA-DDF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工业绿色发展的效率，黄磊利用考虑非预期产出的全球超级SBM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的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绿色发展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学者们注重资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平衡，运用各种量化工具从不同角度评价绿色发展。但是在绿色发展的评价中，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只能比较各个决策单元的水平，而不能评价和比较各个决策单元内部的发展效率。在衡量绿色发展效率的两种方法中，随机前沿分析的计算过程复杂且难以扩展。相对而言，数据包络法更简单，在处理多输出问题时更有优势。通过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对绿色发展的研究日趋成熟，这也表明了我国对绿色发展的追求和实现绿色发展的决心。农业绿色发展是指在农业生产中贯彻绿色发展思想，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借鉴很少，但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较多，其中蕴含着绿色发展的思想。Tilman将可持续农业定义为满足当前和未来社会对食物和纤维、生态系统服务和健康生活需求的实践，并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净效益。oLaurett通过访谈了解了巴西农民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看法，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因、障碍和结果。结果表明，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会因背景不同而不同。除了对概念的研究，一些学者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上。例如，查尔斯认为为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全球战略来确保粮食安全领域。
还是评价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Valizadeh分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并以伊朗为例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其次，Gancone分析了可用于评价拉脱维亚农业生态效率的指标，认为农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容小觑。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农业是国际绿色发展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