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摄/良渚遗址出土玉盘上的神徽亮片
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人形陶罐李云摄/光明图片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向青铜面。李云摄/光明图片
李云摄/殷墟甲骨文亮片
陕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巨鼓李云摄/明亮的图片
【考古中国】
编辑评论/注释
9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最新考古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学习中强调，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和创新必须以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必须沿着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更好地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对古代文物的调查和研究。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了具有一定学术体系的金石学。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周口店、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之后的百年间，几代人的奋斗，现在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学科体系。它是理论学科发展的引擎，理论的完善和创新能有效地推动和促进学科的进步。本文从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入手，对中国考古学百年历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进而提出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风格。
进入一个振奋人心的新时代，学界和民众突然发现，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专家解读特色论坛，众多展览，参观者众多的文保单位，深受公众、舆论、社会的关心。《如果一个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家喻户晓，不胫而走。考古和文化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几乎成了今天的网络名人。
1.中国考古学的三个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更加深入人心。“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强音和一系列国家政策导向，为考古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中国考古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与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统一，无疑为其蓬勃发展增添了翅膀。
中国考古学有三个特点值得一提。分别是:与时俱进的敏感性，历史探索的深刻性，信息资源的多样性。社会越进步，它的贡献越惊人；科学越是发展它的神秘，它就越有吸引力。国家越强大，责任越大。这就是时代的敏感性。中国古代文学不可研究是中国历史传统的特殊性，超越古代文学的深度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崇高境界，也叫历史深度。中国考古学揭示的历史信息涵盖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多学科输送历史资源的任务相当艰巨，具有全面、持久、强大的舒张功能，称之为多样性。这样杰出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闪耀。
然而，多年来，学术界存在误解或偏向，视界和类型学几乎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的代名词。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主要应用于田野考古的，只是获取古代遗存的理论和方法，只是考古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部。
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一个三维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它们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不能厚此薄彼。
2.基本理论形成中国特色。
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失落的历史，是通过地下宝藏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科。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古代遗存的面貌和特征，用科学的手段提取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用科学的理论和假说理解其社会意义，是考古学的历史和光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考古的发现永远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是基础。田野发掘的质量始终制约着研究的水平，因而自然成为学科生存的基础理论，成为考古研究和考古教育的基础。
蓦然回首，考古已不在原处。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时，世界考古水平仅以深度计算，中国当时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只有少数学者“用手和脚找东西”，只有少数地方是零散找到的。谁能想象她的未来会是一个后来者，一个惊艳的时代？谁能看出她的未来会曲折幽僻，光明灿烂！
中国的智慧极其强大，从尹喜村到安阳，从后港到Xi安。中国田野考古几经飞跃，以堆积单位为顺序，从深度记录、文化记录到考古层位记录发展。然后，对考古文化、植物区系类型、谱系格局的研究都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对古遗址的分类和保护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总结出一套发掘、整理、研究和展示的理论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理论逐渐完善，特色鲜明，进步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可否认的。
但必须认识到，广阔天地的田野考古发掘只是考古资料获取的开始。基础理论再扎实再深刻，也代替不了考古馆的辉煌整体。仅靠考古学家的血肉之躯和眼睛是不可能完成对古代遗迹进行深度分析和科学获取更多历史信息的任务的。单纯依靠“眼科”经验就如同医生单纯依靠听诊器诊断一样，其水平远远落后于CT、彩超等现代影像医学诊断。获得的信息量很少，也不完全，难免有很多猜想或推断，甚至有一定概率的诊断错误。考古遗存所蕴含的信息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必须依托多学科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取长补短，延伸研究的触角，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3.应用理论是多学科知识的总动员。
考古研究从来不是单一学科，而是科学知识的总动员。
中国考古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养分，指导中国特色研究；借鉴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和传播论，观察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历史的角度，用“双重证据法”解读考古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别性；引入人类学中“结构决定自然”和“功能决定形式”的概念和观点，探讨了古代祭祀遗迹的发生和发展；甚至借助海洋工程的先进打捞技术，进行水下考古，引入空间遥感技术，促进考古成像。文字学、考据学、古文字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以及地理学、物候学、天文学的理论知识，都被我用来帮助中国考古研究，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获得了有趣的知识和经验。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出，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多元结构。
这些不同的学科有着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相互之间联系很少；但是，当他们一起分析和解释古代遗迹的信息时，他们具有超强的能力，巨大的作用和明显的优势。它们是考古研究用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因此，它们被统称为“应用理论”。在强调基础理论的同时，不应抹杀应用理论的贡献；只有明确其定位，熟悉其原理，才能更好地普及相关知识，促进这些理论快速、准确、合理地融入考古学，不断满足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聚焦、分辨和投射能力。
理论的应用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科技考古:众所周知的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农业考古、生物考古、DNA和微量元素检测技术、碳十四测年技术，很多蓄势待发的新技术会不期而至。二、人文历史研究成果:包括历史、文字学、古文字学、语言学、人类学、物候学、地理学、天文学、世界考古学等方面的新成果。三是新兴高科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数字化、人工智能等。这些前沿技术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将催生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快速涌现。正如影像医学在临床医学中脱颖而出一样，随着新生儿护理的围产期医学的出现，中国考古学也开始形成新的分支，如考古影像学、考古生态学、考古生物学等。可见，基础理论为古代遗迹的科学发现和获取保驾护航，应用理论则承担着提取和发布遗迹信息的使命。后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反映，是考古学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应用理论种类繁多，内涵复杂，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活力的部分。一般说考古学是科技含量最高、反应最快、包容性增长最明显的人文学科，其实是应用理论在学科建设中迅速崛起的结果。显然，应用理论决定了考古研究的精细化和分支化、视野和广度。
4.前沿理论是知识体系创新的动力。
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任何领域的科研都有最前沿的理论在上面。其引领性、前瞻性、创新性和理论颠覆性的能力，规定了一门学科如何发展，如何发展，是推动学科进步的重要引擎，是创造新的知识体系的根本动力。
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课题。前沿理论从前沿课题中走出来，是课题的应有之义。中国考古学在文明起源的课题上率先取得突破，苏先生的“星空”文明论成为前沿论的第一个代表。这个比喻生动活泼，空意境幽雅深邃。这让人想起他对地层学、类型学、考古文化植物区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论述，这是他对三个理论层面的全面而杰出的贡献。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积累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基础理论，后来随着14世纪测量技术的加入，科技考古学的概念逐渐形成，这说明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一种进步方式。但是，学科的发展不会总是局限于基础理论，而必须通过应用理论研究的案例积累走向前沿理论。其形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大约用了“一定的时间”才提出自己的高端理论。
40多年前，苏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精神感召下，创造性地创立了“满天星斗”的文明学说，确立了对中华文明的系统认识。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学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改革开放是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诞生的助推器，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考古学建设和理论发展的核心优势，是中国特色的巨大动力和内在逻辑。根据苏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是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天星”文明理论密切相关，甚至是其诞生的结果。正是中国特色前沿理论的突破，迎来了考古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灿烂夺目的考古成果，考古学不仅失去了高度甚至失去了哲学意境，而只有坛坛罐罐。
5.中国考古学需要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
时光飞逝，又一个四十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新一轮发展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阶段。21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风起云涌。中国考古被世界大潮裹挟，迅速进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热情拥抱世界，使中国考古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的统一，中国考古积极参与并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的重点；互联网+中的中华文明，为中国考古进一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社会能量和效益与日俱增；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软实力的源泉，令人印象深刻。中国考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和崇高。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仍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中国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的理论贡献，绝不能掉以轻心。文明起源理论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可以激励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振奋人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史的逻辑决定了中国考古学前沿理论发展的逻辑，既不可模仿，也不可复制。
丰富前沿理论任重道远。最近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仰韶晚期在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交界处建立洛骨国；良渚古国创建于“南稻北粟”的交界处；庙州出现在华夏和戎狄交界处；世茂国的兴衰处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交界处；古蜀王国位于长江和黄河的交汇处。那么，这些不同交汇点建立的文明灯塔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有机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礼制，中国早期的古代礼制。“文明始于Xi肇东，古礼始于万年辉煌”。“交汇处”的情况表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由农耕、渔猎、草原、海洋等组成的文明综合体。它有着巨大的体量和广阔的战略纵深，这是它持续发展和持久的外部因素。在中国古代，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文化和文明从来都是精神、物质、制度融为一体的。这三样东西中，你和我是密不可分的。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因基因而强大。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也是中华文明的内生动力。对它的深刻理解和准确解读，是推进新时期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可见，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动物区系类型，文明起源中也有动物区系类型，而交界处的文明现象是中华文明研究的新增长点。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的多样性、联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独特的古代礼制入手，牢牢把握中华文明的命脉，牢牢把握中国特色，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而走出中国学派的精神。
中国考古学在下个世纪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科学认识理论水平，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巩固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