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双花”地域文化，为什么最后一个月星星很少，只有二里头文化脱颖而出？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象征是什么？文明和文化的关系和区别是什么？如何定义文明的起源关系？文明和发展与人类进化和发展有什么关系？
中华文明是“一体”还是“多元”？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文明和国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早期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以及与大中原的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中华文明史研究，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场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在CPPCC成员的在线学院中开始了。50多位委员和专家就这些话题进行了10多次网上集中讨论，交流发言共计20多万字。通过对中华文明的溯源，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也激发了新时代奋进的文化力量。
“大一统”的传统是中华文明“长久而大”的根本保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保持良好的延续性和包容性？委员们认为，“六江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长久而大”的根本保证。“大一统”成为这场讨论的关键词之一。
“‘统一’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没有所谓的“中国”，直到政权被设定为一个。只有文明联合起来，才有所谓的‘中华文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永刚认为，正是基于“大一统”的传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令人惊叹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世界观念，成为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多样，不断相互交流交融。大约在6000年前已经正式形成“一体”格局，称为“早期中华文化圈”，后来发展为“文化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化系教授韩建业看来，“文化中国”是“政治中国”在分裂时向往和保持统一的重要基础。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的“城邦文明”，也不同于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由于“一元论”的宇宙观，它在本质上趋向于“整合”和“统一”，又由于“多元性”，它包含了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既延续了长期以来的主流传统，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是一个超稳定的巨型文化结构。
“这种‘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多枝合一’的格局，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之道，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韩建业说。
全国政协文史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叶小文也认同，“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维系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是中国成为超大型文明国家的内在动力，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亲相爱，血脉相连，共同铸造、维护和巩固了中华民族“统一多元”的基本格局。叶小文认为，无论如何交融、流离、多源涌动，最终都会汇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如果我们坚守一元圆的中心，拉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就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永远巩固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本次讨论中，来自考古与历史、人文与自然科学等相关领域的50多位委员和专家，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回答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图景，以及各地区文明的内在机制和演化路径。
如何利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迹，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的认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员会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复明认为，应该结合考古证据和科学分析手段，从聚落和聚落形态、农具和耕作方式、土地利用、历法和节气、种子驯化、野生动物驯化和牲畜饲养等方面，更深入地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演变和空扩散格局，从而更具说服力和国际影响力。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华文明探索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以新的科学手段，进一步勾勒和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壮丽画卷，展示了中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伟介绍了探源工程20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从良渚、陶寺、世茂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项目组将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集中为三个方面，即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加剧，阶级出现；权力不断加强，王权和国家出现——以国家的出现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既要“探源”，又要“观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李守奎指出，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就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重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及其传播的技术条件。“汉字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汉字研究话语权和体系”。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100多年前，现代考古在仰韶村“第一铲”，中华先民在中华大地上向文明舞台中央进军的壮丽历程越来越清晰地铺展开来。
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渐、“易与儒的融合”，到近代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哲学家冯友兰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的题词中写道:“虽新，不古；罗马，古老却不存在。然而，我们的国家古老而古老，也新而古老。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新”也是如此。"
李永刚解释说，所谓“亘古不变，新老不变”，是指中华文明因时而变，新旧不断。它既没有停滞，也没有破碎，只是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在变化中延续。从星空到稀月，“这种转变本身也反映了早期文化在各地的交流和交往的加深，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吸收能力”。
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各个地区的文明欣欣向荣，相互影响，携手前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王振忠认为，我们对中华文明源头阶段精神特征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阐明中国道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从文明源头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建设当代文化，都是十分有益的。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为协商民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中华文明早期有圣贤治国、协商民主的文明形态，为当前的专门协商机构建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律思维、统一思维，为文明竞争、制度竞争提供了根源性话语体系。
想让世界了解中国，首先要了解自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学院院长杨朝明说，“要谈文化自信，首先要从文化自知说起。”知道中华文明的长度，就是知道中华文明的高度和宽度，从而真正了解中华文明的深度，深化中华文明的研究，走出疑古的盲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