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资产是金融市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指标，它反映了多维的市场信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资产价格属性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是进一步探讨资产价格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就传统商品经济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的有用性，而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虽然对商品效用的评价因人而异，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是可以形成均衡价格的。特别是从基于均衡的静态分析来看，一般商品的价格往往是以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合理利润为基础的，体现了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互动。
但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明显不同于一般商品。以股票为例，它没有使用价值，根据效用理论无法确定价格。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决定股票价格的依据是人们对公司预期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评估，而同时期的买卖价差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预期的差异。同时，通过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达成的约定交易价格反映了交易市场大量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披露、获取和互动，价格形成的效率取决于市场有效性这一关键因素。因此，现金流量折现法和市场效率理论成为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
至于资产理论价值的计量，很难准确计量金融资产价格所代表的劳动价值。现代经济理论经常用收益还原法计算资产的理论价值，以现金流量折现法作为替代，这就要求把资产的每一个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加起来。在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资产的当前价格可以简单地通过无风险收益率或收益率对资产的未来收益进行贴现得到。但是，考虑到市场中实际存在的不确定风险，投资者会要求提高收益率以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而这种额外的回报就是风险溢价。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在无风险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来贴现未来收益。因此，如何准确估计系统性风险的总体变化成为合理衡量资产理论价值的关键。
总的来说，当前金融经济时代的资产价格理论基础更加系统，能够包含更多的市场信息和影响因素。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强大高效的市场状态难以实现，内幕信息仍可能带来超额收益。
因此，在中国长期半强有效的金融市场中，目前的资产价格只能反映所有的历史信息和公开信息。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的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传统商品被赋予金融投资的属性。这种商品金融化的过程，使得传统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现代微观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定价机制相互衔接。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受传统商品和金融资产双重属性的影响，不仅反映供求关系，还受经济基本面、风险收益、市场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反映市场环境和金融经济系统状态信息的直接指标。
基于资产的金融属性，本文将现代金融定价理论作为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20世纪50年代初，哈里·马科维茨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自此，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无套利”思想奠定了现代金融学的方法论基础。在均衡价格这一具体研究领域，夏普、特里诺和莫辛于1964年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典型的代表性理论，应用范围最广。这种方法假设所有投资者根据相同的均值-方差原则选择市场投资组合和无风险证券的任意组合，使效用最大化。
在金融市场的资产定价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法:均衡定价和套利定价。其中，套利定价方法认为，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无摩擦市场中，市场均衡状态下的资产价格与其未来收益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可量化的定价规律。以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为例，因其可观测性和低信息需求而受到从业者的青睐。
均衡定价法主要着眼于影响经济结构的宏观变量，探究风险溢价的根源，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内外部宏观影响等。这种方法之所以在学术界流行，是因为它能在原理上解释宏观结构问题。基于均衡定价方法的研究思路和本文的研究主题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本章将从这个角度分析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具体因素。
随着金融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重视资本流动的控制和国家金融实力的提高，使得金融体量在金融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金融市场已经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资产价格逐渐与供求等传统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脱轨”。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近年来中国股价、房价的一系列剧烈波动表明，流动性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成为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2007年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与之前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冲击等因素不同。这次主要是流动性危机造成的。21世纪初，在金融自由化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杠杆水平迅速放大，投机转型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而失败的资产证券化计划导致市场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危机，最终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此后，为了尽快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各国从2009年开始逐渐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金融周期，一度依靠宽松货币、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
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杠杆率畸高、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等系统性金融风险诱发因素逐渐显现，进而导致货币派生放缓、信贷扩张放缓、金融经济体系承压。危机之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宏观杠杆率自2008年底以来一直快速上升，市场的高流动性水平使得资产价格的波动分布高频聚集。比如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指暴涨152%，之后经历三波大跌，2016年1月28日累计下跌49%；再比如:2016年中国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陷入暴涨，迫使政府宣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迫使行政部门出台史上最严限购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