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小龙
张治中: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古诗与现代派诗歌在翻译中的感性交流》，提出了“突出原诗感性的翻译原则”，其中的关键词是“感性”。但是，在论文中，你似乎并没有对“感性”做出具体的解释。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中国诗歌中“情”的概念和定义？
邱小龙:谢谢你找到这么多年前的文章。给我一个机会回顾一下历年的翻译《思考教程》。至于文章中提到的“感性”，只是现代英语中有多少人还在使用yore？当然，他们没有这个技能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但如果我有一个自我设定的标准，其实很简单。翻译出来的诗歌也应该是目的语的诗歌，应该是当代英语读者“分不开”的诗歌。
张治中:你如何看待你的英文小说创作、英文诗歌创作和中文诗歌翻译之间的关系？你的创作如何影响你的翻译？你写诗和译诗的状态一样吗？有什么联系或者区别？
邱小龙: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英文小说的写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与英语诗歌创作和汉诗英译的关系是复杂的。我本来想写一部关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喜欢思考和诗歌的知识分子。但小说出人意料地被写成了侦探小说，主角变成了一个“会思考的侦探”，虽然他还是喜欢背诗。但是他在办案过程中引用的英文诗被我的美国编辑删掉了，因为她说版权费会太高。结果我只能在这空段用我自己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早过版权期了，不用付费。这样做，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成英文小说，一定不能影响普通读者的通顺，就像他们平时读现当代的英文诗词一样；同时，他们必须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感性和诗意。在小说中写诗、译诗，也让我或多或少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传统，即小说中的诗在不同的抒情强度和节奏变化中，使叙事更加丰富。况且小说里有些不是翻译的诗，而是我自己以陈督察的名义写的诗，还能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仿佛我戴上了陈督察的面具，进入了他的“自我”，写出了我本来不会写的诗。
张治中:几十年来，你把汉诗翻译成英文的翻译思路和原则有没有改变？具体是什么情况？
邱小龙:我上面提到了中国诗歌英译中翻译理念和原则的一些变化。所以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在从事其他文学创作的同时，我们尽量融合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和介绍。近年来，我受到了欧美相关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据欧美语言学家如本杰明·李·沃尔夫，美国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洪堡，新形式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们曾告诉我，现在英美诗坛已经很少有人写出格律体了，这对于非本土诗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力所不及。画虎不像狗是必然的。就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而言，形势更加困难和严峻。因为写格律体，作者出于对某个韵脚的考虑，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处理一行诗，甚至会因为这个韵脚写一行诗，但译者没有这样的自由。原文的意思和形象是不能随意改动的，加词减词押韵也是不可原谅的。这里恐怕不仅仅是画虎不成的问题。拉盖尔大旗的虎皮作为诗歌的拙劣翻译，其实是低劣的。至少在美国的书店里，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些中国古典诗词的“诗意”译本，所以难免如一些评论者所言，成为一场闭门“自娱自乐”的游戏，与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目标背道而驰。问题的另一面是，自然，用现代英语自由诗形式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能否生动地再现原文的意境？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在突出原诗感性的基础上。
张治中:无论是翻译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在谈及汉诗英译时，往往会提到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中国新诗的英译似乎相当冷门。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邱小龙:我读过一些中国现代诗。例如，我在《洛杉矶时报》上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当代诗人王小龙的评论，并翻译了他的几首诗。此外，我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徐志摩、卞和的作品片段。不过总的来说，我在翻译中国现当代诗歌方面做的不多。这里有版权问题，也是因为这几年太忙。有一个现象是，你的中国新诗英译本相当冷门。但是你在古诗和新诗的英译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是相当难的。
张治中:你说经典著作每二三十年就要有新的译本。你对汉诗英译的语言观是怎样的？你怎么看待原诗的语言和译诗的语言？比如李白的语言和李商隐的语言明显不同。如果是同一个译者翻译，可行吗？译者如何调整自己的语言？需要调整语言吗？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语言策略？
邱小龙: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二三十年后应该会有新的经典翻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本身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和进化。《贝奥武夫》是一首古老的英语诗歌，后来有多少新的英译本出版，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后一点，在理想的翻译中，译者自然应该追求尽可能接近原作者的风格，但就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而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宋词中有婉约词和豪放词，但一个诗人可能在他不同的诗歌中呈现这两种不同的特点，译者只能具体翻译每首诗。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一首译诗甚至看起来都不像目的语的一首诗或一首诗，那么如何在译诗中保留不同诗人的语言风格呢？
张治中:有人主张汉译英最好的翻译模式是中西合璧，最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合作翻译，比如杨和，葛浩文和。那么，作为独立的中国译者，他们有希望在汉译英中取得成功吗？他们有前途吗？另外，你认为中国译者应该向西方译者学习什么？西方翻译家的优缺点是什么？
邱小龙: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模式，比如杨和的合作。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汉诗英译中并不少见。庞德也在别人中译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翻译和再创作，也取得了成功。这种合作模式可能有一个前提:合作者之间的反复交流和讨论，能够实现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处理之间的真正统一。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译者单独的汉译英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优势。让我们回到庞德的例子。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他不可能真的在读中文。所以他的译诗不乏对原文意思的把握。难怪美国一些文学选集把他翻译的李白《长征》列为自己的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翻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来源:文学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