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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下沉”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此前，清华、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上街、进小学的新闻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轰动”。最近，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最新的例子是人大、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成为卷烟厂的工人。对于做出这样选择的当事人来说，这是权衡教育投资回报和个人现实利弊的结果，无可厚非。但是，抛开个体的微观语境，“出事”的现象还是值得思考的。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50%大关，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此进入大众化阶段。而且，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此时的高学历也不再与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天之骄子”地位捆绑在一起。这意味着，当大量高学历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一方面，他们不能全部被人们传统认识中的“高干”岗位所吸收；另一方面，他们的培养目标和素质已经偏离了传统的“高层次”的智力工作。于是，被职业占据，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人，只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寻找机会。人们所谓的“高分低分”、“就业下沉”就这样出现了。
“高分低能”本质上是教育过度，即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超出了工作本身的需要。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人，过度教育的比例和程度是不同的。后出生的一代，由于其普遍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对家庭教育的较高投入，在激烈的竞争下更容易追求高等教育，这体现在就业者的教育水平明显上移，高学历者占据低学历者职位的现象突出。过度教育不仅会让个人遭受持久的薪资惩罚，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但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过度教育并不是量的过度，而是结构性错配。以上提到的卷烟厂具体招聘案例，“卷烟”和“包装”的流水线，技术工人完全可以胜任，以此为代表的制造业岗位，曾经是接受职业教育的工人的“家”。但现在，这个“主场”上的球员变了。在教育不匹配的情况下，文凭低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明显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与此同时，一些制造企业长期遭受“用工荒”。“大材小用”和“失业”只是教育错配的两面。
经济增长是避免“大材小用”的根本途径。只有不断升级产业，加快发展新经济，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能够吸纳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岗位。社会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多层次的人才支撑，尤其离不开大量处于金字塔底层的职业技术教育接受者。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新政策，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同等重要”的定义更让人放心。然而，在现实中，职业技术教育继续遭受冷遇，“普工分流”遭到家长抵制。虽然一些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影响力仍然有限。
一些学生和家长明知普通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不如职业教育，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这虽然与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有关，但更根本的是与目前的社会评价体系有关。在现行的社会评价体系中，职业教育意味着低人一等，被认为是“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白领”一词在“996”、“劳动人民”等叙事中已经被祛魅，但仍被认为处于劳动力“鄙视链”的上游。只要这种僵化、单调的评价体系不变，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失衡就不会缓解，“就业下沉”和“用工荒”也会持续存在。不匹配的生活拼凑出来的，也将是一个失去弹性的社会。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