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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10月，在教育部公布的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名单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黄达、杰森主编的《金融学》第五版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这本教科书见证了中国经济金融逐步走向全球舞台中央的足迹，感受了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最波澜壮阔时期的脉搏，伴随新中国金融事业走过了艰难探索的不平凡历程。本文于3月26日发表于IMI金融观察微信官方账号。中国的金融学者，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的基础上，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发展做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魅力的贡献。
黄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2020年7月出版
教材内容简介
《金融学》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延续和拓展了已有的讲述“中国金融故事”的传统，紧扣中国货币金融实际，将金融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逻辑框架和知识体系。根据“大金融框架”建立教材结构和基本内容，合理整合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将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搭建立体化的学习平台，将理论深度与知识广度相结合，使主要内容准确、权威，同时通过“延伸阅读”拓展知识视野，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尽可能学习和掌握金融学基本原理的需求。
教材建设历程
一份手稿:
揭开金融学教材70年的成长历程
2014年9月15日，长期担任这本教材主编的黄达教授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写信，提到从已经上交学校档案馆的手稿中，发现了一份教材手稿，写于1951年，书名为《货币流通与信用》。在1950/51学年，他专攻金融和银行学。
据他回忆，“这本教材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学年第一讲结束时，金融专业对货币信贷课程所做的总结。这样可以看出，今天编的《金融百万字》的出发点，就是这本写在白纸上的教材。”
这份手稿的意外发现清楚地确定了这本经典教科书的原始来源。它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时，至今已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
一个愿望:
写一本讲中国故事的金融教材。
曾几何时，金融学教材的本土化是国人的夙愿。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国内就有人明确提出要编《金融学要符合中国需要》。但在经济金融实力相对落后、寻求与国际接轨的大局下，这一愿望的实现显然是我们力所不及的。
十几年前，针对黄达教授计划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国内有同志曾质疑:“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教材，为什么还要自己编写？自己能编什么新东西？”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黄达教授。当时他就想，中国人真的不需要自己的课本吗？编一本水平的教材真的不可能吗？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国之初，即使强调“一边倒”，也有“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遵循这一政策，至少在货币和银行领域，苏联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如今，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至少，国外的教材再好，也解决不了与中国现实相关的问题。
欧美教材以欧美故事为主，这很自然。但如果中国学生只学这类教程，或者老师只讲这类教程，缺乏与中国实际相关的指导，最初的情况可以原谅，这样下去就有些不合理了。可能的后果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只会用西方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一旦教给学生的标准理论工具遇到中国的现实，他们就得“削足适履”。
基于这样的想法，黄达教授一直有一个愿望:作为一名金融教学和理论工作者，他应该致力于编写: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平台上，向中国学生传授金融的知识和思想，以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能。
1991年9月，经过几年的努力，黄达教授主编的《货币与银行学》出版了。本地老师多了一本中国人写的，讲中国金融故事的可选金融教材。
2003年8月，该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全新的金融学面貌全面修订出版。考虑到篇幅较长和实际教学需要，当即编了一个“精版”。此后每次改版都延续了这一做法。
该教材“精炼版”于2004年首次出版，随后分别于2009年、2013年、2017年和2020年修订再版，共发行136.5万册。
该教材的“精炼版”受到国内高校师生和读者的欢迎，是全国600多所高校金融学专业基础课的选用教材。
该教材“精炼版”先后入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2013年入选北京市高等教育经典教材，也是唯一一本经济学教材。
2021年10月，该教材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黄达教授和几代金融学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一种气度:
构建包容性“大金融”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的回国，国内金融学教学和教材选择的“市场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
作为国内高校教师的主体，所谓的“海龟”和留学归来加入国内高校的所谓“海龟”，无形中形成了两大阵营。
曾经，对于什么是金融的真实性，货币银行是否是金融，双方有过长期的争论，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
海归们带来了对金融学“商学院视角”的新理解。传统的货币银行被排除在所谓正宗的金融领域之外，因为它被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这种“新视角”的扩散和发酵，让国内一些教师产生了不解、恐惧甚至冲突。
几乎在“商学院视角”质疑货币银行的“金融”角色的同时，黄达教授开始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不是替代，而不是对立，并特别提醒原本属于传统货币银行“阵营”的人，要承认海外华人关于金融的新视角、新思路，对原有货币银行的更新、改造和发展功不可没。在此基础上，从商学院的角度倡导金融与传统货币银行学的包容性，探索金融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融合的可行路径。
这一想法立即转化为通过沟通金融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来重建金融体系的行动，其初步努力的成果之一反映在2003年出版的教科书《金融》中。在杰森教授修订的第三至第五版中，更清晰地体现了宏微观一体化的理念和“大金融”的框架。
推进金融的宏微观兼容结构，既是对金融发展总体趋势的合理回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黄达教授为代表的几代金融学者学科气度和气度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对于中国金融学教材和金融学科的长远发展更为难得和可贵。
一个愿望:
创造具有“中国魅力”的金融
黄达教授在2020年出版的学术自传的结尾，提到了一个“执着的愿望”，让人感动不已。这个愿望就是:东方文化的精华如何在货币金融学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个愿望在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黄达教授漫长的教学生涯中酝酿已久。
1997年春末考察武夷山，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武夷山支行题词:“武夷胜在自然；金融的极端也意味着无所作为”。把金融的极致和五邑的胜利联系起来，需要基于非常高的哲学境界才能实现。
201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实施中美经济教育交流项目25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作为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前主席，以“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为主题发言。
2012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军教授在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演讲。他明确提出了用“中国神韵”创造金融的思想。
在黄达教授看来，“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因停滞和自负而遭受重创之后，无疑会吸取教训，在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重新把握、重新发展自己的长处。在此基础上，中国金融学者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不断自觉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魅力的贡献。”
作为《金融学》教材的主编之一和后续修订任务的负责人，杰森教授对此深有体会。
他在《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基于本土化批判与吸收的西学东渐》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把从中国几千年文明和传统中传承下来的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以及直接从地方货币金融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知识、思想和逻辑，渗透到甚至深深扎根于现有的金融体系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性的新金融框架”。
这预示着蕴含中国魅力、彰显中国风格的金融前景可期。
//人大重阳///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重大资助项目。人大重阳作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聘请了数十位世界各国前政要、银行家、著名学者作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为国家建言献策，为人民服务。目前人大重阳有7个部门，4个运营管理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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