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研究一般认为，希腊化王国承袭腓力二世以来的传统，偏好在政治、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之处选址建城。
古代城市的选址自然要考虑安全与生存问题，只有选择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市才能延续、发展。对于希腊化国王而言，守土之任更为艰巨。希腊化城市的选址通常都能反映国王亟待解决的问题，选址的决定最终都由国王本人作出，那么他们是如何考虑的呢？
一、原有城镇
希腊化时期新建城市大多兴建于战火未灭、疆土不稳之时，为了迅速有效地巩固统治秩序，为了尽可能节省建城带来的人力与物力的消耗，希腊化王国的国王常对区域内原有城市或城镇加以改造并赋予新名。
以往学界常将研究重点置于所谓的“新建”城市上，忽略了传统的地区中心对于希腊化国王选址的影响。
首先，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后来的希腊化国王，其统治重心自然都是人口密集之地，适宜建城之处此前都已得到波斯帝国以及其他政权的充分开发。
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承袭了波斯业已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并沿用了不少波斯帝国时期的行政中心。
一方面，阿黑门尼德王朝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遗留下不少贵族，这些前政权遗族既是希腊—马其顿人巩固统治必须争取的力量，
也是不得不提防的势力。各地的行政中心作为波斯人以及当地贵族的栖身之所，自然成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监控的重点对象。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原本就是地区乃至帝国的统治中心，甚至在波斯帝国统治之前就早已繁荣。
根据色诺芬，弗里吉亚的克莱奈有一座居鲁士建立的王宫。亚历山大接收弗里吉亚后，它自然成了弗里吉亚行省的首府，独眼的安提柯受封弗里吉亚行省总督之后，曾常驻此地。后来，安条克一世在其附近建立新城命名为阿帕梅亚，
自然也有沿用其行政中心地位之意。至于阿帕梅亚究竟是在克莱奈原址上改建还是在其城郊另建新城目前并不清楚。
波斯帝国的旧都埃克巴塔纳和苏萨在希腊化时期都经历了改建。根据斯特拉波，埃克巴塔纳在波斯帝国时期就被作为夏都，马其顿人到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后来该城很有可能在安条克四世时期改建为埃皮法尼亚。苏萨被改建为优莱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塞琉古王朝并未摧毁波斯宫殿，
而是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除了看中苏萨繁荣的商业之外，可能也是鉴于它一直是埃兰—苏西阿纳地区的首府。这些城市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对加强帝国统治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希腊化时期出于相近的目的继续沿用这些城市。
其次，希腊化国王改建或迁建的城市中还包括不少希腊人原有的城市，这些城邦不仅是所在区域的统治中心，也是殖民输出的重要来源，重要的兵源所在。这些城市所在的区域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希腊人不仅是马其顿人较为亲近可靠的同盟者、维续帝国统治必须倚仗的力量，
也是不得不提防的力量。马其顿人通过在马其顿南部、帖撒利亚、埃托利亚以及伯罗奔尼撒建立新城，有效地监视、控制了这些区域。国王对这些城市多采用迁建的方式，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如将以弗所迁建为阿尔西诺伊，将西吉昂迁建为德米特里阿斯，将斯米尔纳迁建为优律狄凯亚等。
国王尤其重视在各地区重要的宗教中心建立“圣城”，这些城市在建立希腊式的城市制度的同时，也基本保留了它们在所在区域的宗教中心的地位，它们通过宗教影响了周边区域，成为国王平抚地方、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国王之所以广泛利用已有的城市作为城址，与他们在希腊化早期严峻的统治现实之下仓促建城的事实有关，
希望城市可以迅速成长发挥作用；也与他们利用已有的统治秩序有效控制新的疆土有关；除此之外，国王之所以热衷改造旧城市，也可能与这些城市历经战火之后呈现出破败、亟待重整的面貌有关。
二、交通要道
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为了掌控自己的领土，必须依赖发达的交通网络，不仅包括陆路，也包括海上的交通。纵观希腊化时期的“新建城市”，它们大多都利用了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以塞琉古王国为例，
从以弗所到西里西亚，从安条克到塞琉西亚、从塞琉西亚到埃克巴塔纳、从埃克巴塔纳到中亚和印度的道路是此时帝国的的生命线，而位于这些生命线上的据点城市则成为了守卫要道、维护道路通畅的重要节点。
地势险要之地、重要的港口历来是希腊人建城的偏好之处，这在希腊化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建城活动中尤其常见。狄奥多罗斯在描述奥龙特河畔安提柯尼亚的战略位置时，就强调了此地可以防备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特点，
安提柯尼亚位于叙利亚北部，意味着从安提柯尼亚到这两地有陆路可通。此类例子在马其顿周边的希腊化城市中不胜枚举，如伊利里亚的安提帕特里亚、伊庇鲁斯的安提柯尼亚、帖撒利亚的德米特里阿斯等。派奥尼亚的安提柯尼亚位于从斯托比到帖萨洛尼卡的道路横跨阿克西乌斯河处。类似地，菲拉则位于坦佩峡谷的北入口。
伊庇鲁斯、伊利里亚与色雷斯位于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边缘，马其顿在公元前四世纪后半叶发动了对这些区域的扩张，
建立了一些据点。与马其顿和色萨利的据点一样，它们通常也位于多瑙河流域通往中南希腊的多条南北道路上。
伊庇鲁斯未处于亚历山大直接控制之下，公元前314年被卡山德所吞并，后来又转至皮洛士之手。卡山德在伊利里亚建立了安提帕特里亚，皮洛士则建了安提柯尼亚，两座城市皆位于战略险要之地。
李维称安提帕特里亚是一座位于隘口之上的要塞。安提柯尼亚俯瞰德林河谷腓力为了平定色雷斯，迁移人口，建立殖民地，公元前340年其子在平息了迈多人部落的叛乱之后，建立了亚历山卓波利斯。色雷斯地区最重要的希腊化时期据点是吕西马凯亚。根据阿庇安，它为了抵御色雷斯人侵袭而建。后来也确实毁于色雷斯人之手。
许多国王在选址建城时仍重视沿岸港口。学界谈及色雷斯的吕西马凯亚，常称其为抵御色雷斯人的前沿阵地，对其临海的特点则不太关注。事实上，吕西马库斯在面临安提柯从小亚沿岸发起的侵袭时，很有可能在色雷斯沿岸地区选取良港应对。在伊普苏斯之战以后，吕西马库斯迁建以弗所为阿尔西诺伊时，则可能鉴于以弗所旧港淤塞的状况，选址便于航行、停泊之处。
托勒密王朝在东地中海建立的多数城市皆为海港，这与托勒密王朝前期积极的海外政策有关。大约公元前200年之前，托勒密王朝长期控制着爱琴海诸岛、塞浦路斯及小亚沿岸地区，尤其是托勒密二世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托勒密二世不仅在凯奥斯岛、克里特、塞浦路斯岛等岛屿都建立了新城，
在希腊本土梅萨纳也建立了据点，它们大多都以王后同时也是国王姐妹的阿尔西诺伊命名。例如梅萨纳的阿尔西诺伊，法国的希腊化考古学家罗伯特称其为锁扼萨洛尼卡湾入口的理想基地，是一个“小直布罗陀”。托勒密王朝的海上帝国不仅限于地中海与爱琴海的岛屿，还包括小亚细亚西岸与南岸的沿岸城市。这些据点不仅保障了小亚细亚沿岸的航线，也长期将塞琉古王朝势力限制在小亚细亚内陆，无法取得沿海港口的控制。
一些城市兼具海陆交通优势。例如，斯特拉波称德米特里阿斯不仅是一座海军重镇，它扼守坦佩峡谷南入口，坦佩峡谷被称为希腊咽喉，是可与卡尔基斯、科林斯齐名的要道，控制了此处的城市就意味着控制着希腊中南部，
也可防止托勒密在那里扎根。除此之外，德米特里阿斯还是一座沿海城市，拥有良港。尽管建城者德米特里征服了马其顿，但他仍关注安提柯王朝海军在爱琴海地区的利益。
三、发展潜力
希腊化时期的新建城市作为国王建立的重要据点，其发展前景显然深受国王的关注。有的城市有发展贸易的需要，有的则出于开发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的考虑。国王通常都希望所建的城市能够发展繁荣，古典作家在记载亚历山大的建城活动时，常提到国王对新建城市的祝愿。
新建城市多选址于贸易繁荣之地，这不仅有利于城市迅速成长，也与国王希望控制贸易增强国力有关。除了城市的商业潜力，希腊化城市也常选址于有一定农业基础的地区。无论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发展如何，
都离不开腹地的供养。罗马帝国时期的维特鲁维斯在《建筑十书》中强调了亚历山大建城选址对农业基础的重视。马丁指出：“不论希腊化建城运动在商业贸易上取得多大的成就，都不会改变城市以农业为基础的事实，国王显然也深知农业的必要性。”
例如，亚历山大之所以选址建立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与该城的发展前景密不可分，阿里安的记载如下：
于是那些随军的预言家们，特别是据说曾准确的预言过亚历山大许多事情的太米萨斯人阿瑞斯坦德，在研究了这件事情之后，就说这个城市将来在各方面一定都很兴旺，特别是土地上的收益更是这样。
对这些城址的分析证实了以上的记载。叙利亚的“新马其顿”更是如此。斯特拉波尤其强调城市腹地的优势。劳狄凯亚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海滨城市，有着一处良港，背靠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更盛产葡萄酒。
阿帕梅亚同样位于一片开阔且肥沃的土地，与叙利亚其余地区干旱的气候、稀疏的植被相比，阿帕梅亚则有大片丛林。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这些满怀激动之情的描述并无出入，对于其他城市也是如此。
劳狄凯亚位于叙利亚海滨的一片肥沃的平原之上。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建城活动也是如此。普林尼曾提到马其顿人在塞琉西亚建城是由于土地肥沃，塞琉西亚所在区域是整个东方最肥沃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城市的选址与资源有关。如从城市名即可判断卡尔基斯因所在地出产铜矿得名，而潘菲利亚的阿尔西诺伊则因邻近造船木材产地而建。
总结
希腊化时期的新建城市不是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发展形成的，其城址是国王的精心之选，其规划与建筑是在短时间内在国王的推动下实现的，都是为了让所建的城市更好地为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
在希腊化早期战事频仍的时代背景之下，选择旧城市作为建城基础，选择交通便捷之处以便于军事控制与联系，选择资源丰富、腹地深厚之处以图帝国长远发展，这种建城模式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建城活动显然不同，其规划和建筑透露出浓郁的军事化和君主制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