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对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前提是对这两个关键概念所涉及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尤其是关注它们与企业ODI动因之间的联系。
规模经济。关于规模经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界是有较为一致的共识的，主要指收益或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具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部规模经济，指单位产品成本或收益取决于行业规模的情形；二是内部规模经济，指单位产品成本或者收益取决于单个厂商的规模的情形。
现有文献证明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形成内部规模经济，即大规模市场更容易孕育大型企业。Kumaretal以欧洲15个国家的行业层面数据为样本，发现行业规模与该行业中企业的平均规模呈正相关。MelitzandOttaviano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推论出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提高本国企业的平均规模，原因是高生产率企业规模扩大，低生产率企业规模缩小、乃至退出本国市场。
在规模经济和企业ODI之动因这一主题中。已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了企业自身规模与其ODI倾向呈正比。Caves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于出口和特许经营而言，需要支付更高的固定成本，通常只有规模较大的公司才能够负担。
BlomstromandLipsey以美国和瑞士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企业规模对自身ODI决策的影响呈现出门槛效应的特点，即企业规模与ODI概率呈正相关但与对外投资的金额无关。后续实证研究大多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即企业规模与自身ODI概率呈正相关。
外部规模经济对ODI的影响方面，早先有赵伟基于万向、联想和华为等成功地实现了国际化的中国民企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依托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由外部规模经济实现内部规模经济。由此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主要依托了“规模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
这个推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后续研究者的认同。理论层面，裴长洪和郑文认为国内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更加容易在本国实现，有利于培育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本国企业的ODI。
实证方面，戴翔基于2004~2010年中国一位数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就业人数、行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衡量行业规模，发现行业规模与该行业当年的ODI流量呈正相关。
赵伟和卢侃以2010~2015年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当年全国各个二位数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衡量行业规模、以企业持有的固定资产净值衡量企业规模，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ODI的概率还是流量而言，行业规模和企业规模都有正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实证研究中选择不同的内部规模经济的代理变量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然而学界关于衡量外部规模经济应选用的指标存在较大争议，多数学者使用全国范围内该行业的总体规模来衡量，这一指标对于我国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却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忽略了企业经营的市场范围受限于空间距离这一基本事实。
黄玖立和李坤望提出：对于大国内部市场规模的衡量，可沿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市场潜力''指标，即企业所在地区面临的市场容量是其余地区经济总量基于地理距离的加权值。
总之，现有关于规模经济与企业ODI关系的研究尚存几处空白和缺陷：一是现有研究并未进行严格的因果识别，比如由于ODI决策也可能对企业规模有“逆向因果“影响，因此上述文献中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可能存在偏误，不能够直接解读为因果效应；二是外部规模经济的衡量指标并未考虑企业面临的市场范围是有限的；三是现有文献忽视了规模经济对不同类型ODI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当中可能存在的差异。
产业集聚，
1)产业集聚与企业ODI的关系。关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之间关系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有三条线索：一是东道国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区位选择的相互关系；二是源自同一国家的企业在东道国的“抱团集聚'‘的现象；三是产业集聚对本国企业ODI决策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东道国集聚与企业ODI选址之间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既证明了东道国产业集聚有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又证明了外资的进入也有助于形成东道国的产业集聚。
前者的文献主要有：Headetal以日资制造业企业在美国的选址数据为样本，发现所在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集聚水平是吸引日本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梁琦认为中国吸引外资的决定性因素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联效应，地区产业关联度越高越容易吸引到外资企业进入。
肖文和林高榜以长三角主要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发现FDI倾向于选择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孙浦阳等使用2003~2008年全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发现产业集聚对FDI的吸引作用存在行业差异，生产型和公共性服务业的集聚有助于吸引FDI流入；但制造业和外资的集聚没有这种促进作用。
后者的文献主要有：冼国明和文东伟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的产业集聚和集聚的专业化程度都有显著提高，其中FDI起到了较强的推动作用。赵伟和张萃以我国20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为样本，以空间基尼系数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结果证明FDI显著提高了我国二位数制造业的空间集中程度。
吴艳红等除了证明上述结论之外，发现了“循环累积效应"，即FDI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在高FDI渗透率的行业当中更显著。
其次是同一来源国的企业往往会“抱团走出去"。这方面诸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海外投资倾向于集聚在本国企业集中的地区。Florida发现日本汽车零件供应商在海外设立分公司选址的重要考量是位于日资的装配企业附近。
BelderbosandSleuwaegen发现日本电力企业的海外分公司会选址于隶属于同一个企业集团的其他日资电力企业附近。余珮和孙永平研究了欧美企业在中国大陆的选址数据，发现欧美企业倾向于落脚于距离本国企业较近的地区。
最后是产业集聚对本国企业ODI的影响。当前有实证研究发现国内产业集聚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典型的研究有：戴翔等基于江苏省1980~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证明了企业所在地区的产业集聚有助于“走出去"，可能的原因是产业分工协作降低了对外投资的风险、同时强化了既有的“所有权"优势。
孟寒和严兵基于2002~201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投资数据，同样证明了本国产业集聚有助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尽管现有文献证明了国内的产业集聚可能对企业“走出去''产生影响，但这些文献混淆了集聚程度和集聚类型这两个维度，空间经济学认为集聚不仅有程度之别还应有类型之分。
集聚类型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前者指同行业的企业群居，后者指不同行业的企业杂居。而关于企业所在地区的集聚类型对ODI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
2）集聚类型与民企ODI之动因。集聚类型的概念，起源于Marshall首次区分的两种集聚，一种是“专门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方"；另一种是“不同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方"。前者他称之为“地方化”，后者称之为“城市化”。对于后者，他举了英格兰采煤业或采矿业和纺织业混居的情况以作说明。
Ellisonetal将使用相似类型的劳动力并且在投入产出方面关联紧密的“行业对“的集聚称为“协同集聚”。赵伟和隋月红将不同产业的企业杂聚称为“多样化集聚"、将同一产业的企业群聚称为“专业化集聚"，并且认为现实中的集聚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专业化、也不是完全的多样化，而应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连续变量。
现有文献发现同行业集聚程度能够促进企业ODI，但尚未有研究关注集聚类型对本国企业ODI的影响，自然而然的问题是：集聚类型对本国企业ODI是否有影响？进一步地，何种集聚类型能够促进企业ODI 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中介变量，并以此为桥梁构建作用机制。
结语
从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融资约束会对于企业ODI起到阻碍作用。而产业集聚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已得到证实。据此可以推断产业集聚可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影响本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关注集聚类型的作用。接下来，将从相关文献中梳理出集聚类型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与企业ODI这两段逻辑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