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城市建筑选址是城市用地分布、空间结构及景观特质的重要呈现，微观的建筑选址作为城市构成的重要单元，形成了有组织的城市结构。明清郴州城市建筑选址受城市自然环境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建筑选址是对城市自然环境、政治形态及经济发展的理性回应。
明清郴州城市建筑的选址十分考究。古人十分注重山、水、石等自然要素在建筑选址中的配置，在郴州古城建筑选址中，体现了古人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并赋予以人文述求的美好愿景。同时，明清郴州城市主要公共建筑选址与封建统治者意愿密切相关，城市主要公共建筑选址成为城市建筑空间结构的重要呈现，突出了政治、文化因素对古城建筑选址的重要影响。
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选址的影响
城市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山川、江、河及湖泊等要素在城市及城市外围的分布。在城市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自然环境要素不仅仅作为单独的自然实体存在，其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互动影响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要素对城市边界、城市机理、城市功能分区及城市建筑布局等产生深刻影响。从城市边界来看，山体、水体是城市的自然边界，对城市扩张起到阻隔作用。从城市肌理来看，城市的道路网、轴线、城墙等与自然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从城市美学与层次感受来看，自然地貌特征影响城市层次的产生，成为城市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人类最为集中的聚居地，人类活动对城市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深刻影响，赋予自然要素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自然环境与城市两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郴州城市自然环境特点突出，自然要素成为城市建筑选址十分重要的考量因素。明清时期，郴州古城主要被山体所包围，古城东、南、北三面环山，自城墙向外，城北桂门岭，城南南塔岭及城东的东山形成了古城周的绿地生态圈。再向外，由木子岭—宁家岭—东坡岭、王仙岭、后营山等形成古城外围绿地生态圈。郴州城周山地环境不仅为城市提供了林、木等生活资料，也为城市提供了洁净的空气、水资源，以及多样的动植物物种，体现了山地城市的特点。
郴州古城水资源主要为郴江、北湖等。郴州古城东临郴江，城南为南湖，城西北为北湖。城中有三川水，包括上川、中川、下川，其中下川又名燕泉河。清代郴州古城水体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合理改造的结果，形成了持续有效的生态机制。 明清时期，郴州城市文化建筑、宗教建筑及景观建筑等选址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建筑多位于景色宜人的位置，构建了郴州城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织的城市地域景观。
一、郴州文化、宗教建筑选址与城市自然要素
郴州作为山地城市，城市水资源并不丰富，水景作为城市较为稀缺的景观资源在建筑选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内文化、宗教建筑选址
明清时期，郴州城内主要文化、宗教建筑集中分布于城外西隅，从城市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来看，这一区域是三川水分流之处，景色较为优美，方便城市重要建筑中园林水景的营造，建筑选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明清时期，郴州城隍庙位于三川水分流之处，三川水之上川、中川两股河流在城墙外西南城隍庙处分支，上川环儒学前，绕城隍庙后过城南入郴江。中川由城隍庙前流至中洲入郴江。据志书记载，在明清郴州儒学前有一游鱼岸，“在州西一里，儒学前，江面有洲状鱼，为学署朝对”。可见，结合水景布置的游鱼岸，作为上川中一鱼形小岛，成为儒学建筑重要的对景。明清时期，郴州城市主要书院建筑亦与城市水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中景贤书院位于上川沿岸，濂溪书院位于上川与中川之间的地块。
郴州城内文化、宗教建筑的营建，虽受礼制因素的影响形态多较为方正、规整，但通过水景、石景等自然环境要素及亭、堂等人文景观建筑的营造，形成了古城主要建筑的美学灵性。可见，自然要素是城内主要文化、宗教建筑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周文化、宗教建筑选址
郴州古代城周文化、宗教建筑选址十分重视对自然要素的考量。苏仙岭是郴州城周最重要的宗教建筑群，下文以苏仙岭宗教建筑选址为例进行分析，探讨明清郴州城周文化、宗教建筑选址与自然要素的关系。
在苏仙岭道教建筑群中，以位于山顶的苏仙观最为重要。苏仙观坐北朝南，占地南北长822米，东西宽41.5米，总建筑面积2464平方米，其中大殿为405平方米，分上中下三厅排列，巍峨壮观，供有苏仙的塑像。
清初刘献廷曾游历苏仙岭，并在《广阳杂记》中对苏仙岭主要宗教建筑的选址进行了品评： “苏仙山上为静思宫，中为中观，下为白鹿洞”，“静思宫在山巅，亦颇高，中奉苏耽母子像，屋宇皆坚致，略无登眺之致。宫后有亭，亭中一石临崖，垂垂欲落，镌‘沈香石三字，云苏耽跨鹤升仙处也。其上更有茶盘石。此地稍可，然苦无水。中观门临流水，绝胜静思”。
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对苏仙岭宗教建筑的选址进行了品评与比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对苏仙岭宗教建筑选址的解读。苏仙观清初又名静思宫。刘献廷对苏仙岭山顶的静思宫与半山的中观两个建筑选址进行了比较。“静思宫在山巅，亦颇高”指明静思宫选址位于山顶高处，值得赞赏。但“略无登眺之致”，可见，建筑虽选址于山顶，但远眺景观稍为逊色，是遗憾之处。随后刘献廷又点明了静思宫选址的主要缘由，即“宫后有亭，亭中一石临崖，垂垂欲落，镌“沈香石”三字，云苏耽跨鹤升仙处也，其上更有茶盘石。此地稍可”。可见，静思宫作为苏仙岭最为重要的宗教建筑，其选址主要考量因素是“一石临崖”，又更有“茶盘石”这两块位置精巧的“石”景之美。但刘献廷认为静思宫选址中最为遗憾的地方为没有水景。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的描述认为，建筑选址是否有“水”是十分重要的考量因素。虽静思宫选址处临悬崖有茶盘石，景色十分巧妙，但因为缺乏水景，才有了“中观门临流水，绝胜静思”的结论。可见，水景成为刘献廷比较两座建筑选址高下的关键因素。
从刘献廷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其对苏仙岭静思宫选址的位置高低、眺望景色、石头景观及建筑水景都进行了考量，并主要从建筑选址论述了苏仙岭宗教建筑的特点。可见，建筑选址成为其考察古代建筑营建十分关键的环节。
二、郴州景观建筑选址与城市自然要素
城内景观建筑选址
明清时期，郴州城内主要景观建筑多建于水景沿岸，其中以燕泉河畔最为集中。郴州古城在燕泉河畔建有飞觥亭、云根亭、观政亭及山阴堂等景观建筑，较好的利用了燕泉河的优美环境。嘉庆《郴州总志》中有记载：“在燕泉傍，石罅天然，盘曲迂折，流注有亭，曰飞觥。又数步，两石对峙，前为莲花池，作亭其中，面石者曰云根，面池者曰观政，旧有山阴堂”。可见，流杯池应是引三川水，在燕泉畔充分利用并改造城市自然水景、石景等，建有亭、堂等人文景观建筑，形成城市沿河的景观。
郴州古代城市景观建筑多选址于江边、湖畔、山脚等自然环境较为优越的地方。依据嘉庆《郴州总志》的记载，对郴州自宋代以来主要景观建筑进行了归纳可见，郴州城市景观建筑对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古城中，景观建筑或为历史名人所建，或体现儒家、道家文化精神。景观建筑的选址充分利用城市自然要素，赋予城市自然环境以人文意义，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成为连接城市文化与自然环境的重要桥梁。
城周景观建筑选址
郴州城周景观建筑较为集中的建设在“郴阳八景”之中。“八景”始自北宋画家宋迪所作的“潇湘八景图”，其后，大小城市多有体现其城市特色的“八景”。郴州古代城市八景与城市的自然山水相联系，即是一种对大自然的审美感受，也带有浓郁的文人情结，自然山水景观在文人的诗、词、字、画中被意境化。郴阳八景主要位于城周自然山水之间，通过八景的名称，以“点景”的手法，赋予自然景观深厚的人文意义。
郴阳八景的名称在宋代即已出现，南宋末年，郴州知军王橚曾有诗作《北湖水月》，即是郴阳八景之一。八景整体出现，最早见于元代郴州路总管王都中主修的《郴州志》，包括苏岭云松，北湖水月，南塔夕照，东山一览，相山瀑布，龙泉烟雾，圆泉香雪，鱼绛飞雷八景。
郴阳八景皆位于古城城周，不仅是自然景观较为优美的地方，同时多有景观建筑的建造。其中，苏仙岭建有苏仙观、中观等道教建筑。北湖建有单拱桥、九曲桥、湖心亭、水上浮苑等景观小品建筑。南塔岭建有南塔、南塔寺等建筑。可见，郴州景观优美之地也是景观建筑选址较为集中的地方。
“郴阳八景”体现了古人对景观自然属性的尊重。八景中苏岭云松为山景、树景，景色的时间冬景。北湖水月为湖景、夜景。南塔夕照为塔景、夕阳景色。东山一览重在鸟瞰全城。相山瀑布主要为山景上的瀑布景色。龙泉烟雾重在泉景、雾景，体现一种朦胧美的意境。圆泉香雪是泉景与雪景，一个香字，可见除了视觉，亦是嗅觉。鱼绛飞雷是瀑布景色与石景，“飞雷”二字可见，景色既是视觉的，亦是听觉的，瀑布撞击巨石，发出雷鸣般巨响。从郴州八景的名称来看，古人探索了不同时间点自然景色的特点，在春、夏、秋、冬四季之中，或日中、夕阳、夜色等不同的时间段寻找自然景观之特色。古人亦重视发现景色中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特点，体现了对自然美充分的尊重、发掘与利用。
政治、文化因素对城市建筑选址的影响
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城市布局进行引导，并利用以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对城市建筑选址进行规范与管理，体现了政治、文化因素对城市建筑选址的重要影响。古代城市的官署建筑、军事建筑、文化建筑等，多数由官方建造或受到官方的支持建造，它们的分布与内城联系紧密，代表统治阶级所宣扬城市文化，受国家对建筑分布要求的影响选址修建。例如，官方修建的宗教建筑，包括城隍庙，文庙以及祭祀社稷、风雨雷云、山川和厉等露天祭坛，不同的朝代有对其各异的官方解说，随着改朝换代，其在城市的位置常有变迁，有时合并，有时分开。同时，各宗教场所在祭祀仪式和实践方面有时被忽视，有时又得以恢复，体现了政治、文化因素对城市建筑秩序的深刻影响。
郴州的书院建筑布置也受到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选址修建。郴州濂溪书院为郴州最早的书院，自宋代建立，历有迁址的记载。濂溪书院宋代建于郴江东岸，城东的东山山脚，选址于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之中。宋代时期，跨郴江的苏仙桥尚未修建，濂溪书院与郴州城市的人员往来需通过渡船联系，位于郴江东岸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濂溪书院修建的目的主要以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为主要任务，与城市的联系并不紧密。明代，濂溪书院迁址于郴江西岸，与城市不再有郴江的阻隔，联系更为紧密。但因郴江西岸地势较低，较为潮湿，后濂溪书院又迁往城墙外西隅。这一时期，濂溪书院建筑选址倾向于位于城市官员、士绅集中的居住区中，与城市结合更为紧密。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对城市影响的逐步深入，书院建筑逐步转变为以应试获取功名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建筑。书院建筑营建目的由对学问的追求，转向更为功利性的目的，教育突出地以准备科举考试为中心内容，学习成为最终通向社会地位的手段。明代至清代，濂溪书院之选址最终在紧临城墙的位置稳定布置，体现了书院建筑与城市统治阶层密切的联系。明清时期，郴州书院发展出现了明显城市化的倾向，且越来越与城市官方机构密切结合。
总结
明清时期，还有大量景观建筑布局于官署建筑内，如“明统志云，当时建于州治者，曰中和，曰仰贤，曰思政，曰清淑，曰诚意，凡有五堂焉”。城市景观建筑因其主要服务于官员、士绅阶层，多与官署建筑、官方宗教文化建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体现了政治因素及统治者思想文化对对景观建筑布局的影响。
由此可见，城市主要政治建筑、宗教文化建筑及景观建筑等，其选址除了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主要公共建筑单体选址的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