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影响未来中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的变革开始悄然酝酿。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或者记得这么一两句歌词。
然而当年就在地方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财经却在慢慢收紧了，在京各部委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1981年中央向地方紧急借款70亿以解燃眉之急，从此中央财经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借款模式，每年分别是地方省市借几千万到几个亿不等，全国各省份都借了一个遍，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有借无还。
到了1993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下降到22%，国库告急。当时的Z理在当年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发出警告，照这个趋势下去，2000年中央财经就会垮台，随着财政危机步步逼近，一场影响未来中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的变革开始悄然酝酿。
要想搞清楚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得了解它的底层制度设计，1978年11月24日那天的晚上，那晚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欠下生S状，将村里集体土地包产到户，从此拉开了改革序幕，大锅饭顿时不香了，各行各业都开始分灶吃饭，国家一看大包干竟然这么能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决定国家财政也施行包干制。
地方财政每年按约定好的方式上交一部分给中央，不同地方包干方式不一样，当时有六种模式，总额分成，分级包干，财政包干，比例包干，民族自治，定额上缴。上海是定额上缴，甭管你当年收入多少，每年必须上缴中央105亿，1988年上海的财政预算收入仅162亿，一下就要上缴105亿给中央财经，可想压力有多大，而像广东等其他很多地方施行的是收入递增包干，每年根据你收入增长情况，上缴不同比例。
当时大包干时期有个口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你不是规定每年增长4%以上要上交吗？那我年年都是4%，多1毛钱都不会涨上去，精准调控。当时因为是一地一个政策，中央也没办法一个个去核算，只能地方报多少就是多少。这种包赢不包亏的方法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央财政越收越穷。
1992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而中西部地区内需枯竭，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却毫无调控之力，因为中央也拿不出钱，没钱政令就出不了中南海，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一场财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90年代初，我国刚改革开放不久，各行各业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关于财税体制这块怎么改，最后决定实行分税制，简单说就是中央和地方按照固定比例划分税收，有人会说这不跟包干制一样吗？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首先包干制分的是利润，而分税制分的是税，税收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合法财政收入。分利润更像是企业股东干的事情，而且盈不盈利不还是要看你账怎么做吗？另外税收里面还有个概念叫税痛，跟你怎么征收有着关系，比如一包香烟卖45块钱，其实里面包含了25块钱的税收，但我们大多数人在购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交了税，但如果把一包香烟出厂价直接定在20元，卖的时候再额外收取你5元钱的税，这时候你的税痛立马就会上来了。
同样的道理，分利润和分税痛感也是不一样的，分税制是固定到的，税率全国统一，这一下子就杜绝了许多人为的操作空间，确定了分税制的大方向之后，接下来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的问题了，当时将税种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而关税，消费税属于中央税，契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就属于地方税，而增值税就是属于共享税。
2021年全国税收170000亿，光增值税一项就收了60000亿，那么增值税应该怎么分呢，1993年分税制出台以后，中央带队到地方一个个去谈，给地方主政官员摆事实讲道理，其实任何文件都不是一张张纸那么简单，得考虑下面地方能不能执行的下去，愿不愿意去执行，穷的省份其实还很好谈，难谈的其实是富裕的省份，因为改革就意味着要触动他们的利益，更难得是富裕省份官员的级别还很高。比如当时的广东省，财政部长亲自去谈，级别都不够，所以当时朱Z理亲自带队到广东谈判。
一开始新的财税制度颁布下去后，中央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收的上来，到了1994年，税收财政报表出炉，1月财政报表收入277亿，比上一年增长了62%，财税改革的第一步是成功了，1994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3000亿。终于让国库变的有钱啦。
分税制改革及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中央财政，让国家在宏观经济上有了更强的调控力度，也能集中力量做更多的大事了。比如修高铁建设国防，但也造成了一个局面，就是中央财政日渐富裕，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归地方政府，于是地方政府高举城市化大旗，开启了我国轰轰烈烈的房地产黄金年代。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房价会一涨再涨。房地产经济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下篇文章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