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4个多月后，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博士生刘志哲依然能强烈感受到疫情给自己创业项目带来的“冲击波”。
他在学校的创业基地待了4年，目标是文化陶瓷产业。据校园疫情防控管理，公司大门被堵了半年多，员工不得不上网办公。客户无法实地查看样品，很多合作被迫中止；团队年前签约的洪山区中小学生周末陶瓷研究项目，也因为中小学没有复课而搁浅。
几个月来，这家还在校园里孵化的企业，面临着一场“生死难”。其营业收入减少了50多万元，团队5名成员相继离职。刘志哲一边寻找新业务，一边祈祷:“如果全面复课，公司业务会很快恢复。”
在武汉这座拥有百万大学生的科教城，不断崛起的大学生创业人才，搅动了江城一池春水。疫情风暴过后，高校疫情防控已转入常态化管理，师生陆续返校，教学工作恢复正常秩序。然而，在校园创业孵化基地，大量刚刚“破壳而出”的学生创业公司，依然面临着疫情留下的“危机与机遇”。
校园创业“保护门”变“隔离门”
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园的木子兰工作室创始人黄子豪在二月底听到了“危险”的信号。
这个校区是一家在孵企业，从事高质量的动漫和游戏制作，全职员工40多人，年利润400多万元。疫情爆发后不久，基地指导员就提醒他和基地其他企业家:“校园疫情防控比较特殊，短期内可能无法恢复办公，要尽快做好其他预案。”
二月底，住在华师大校园里的黄子豪四处打听合适的校外办公场所。4月初线下复工后，他带领团队到一个朋友的闲置店铺进行过渡，但大部分办公设备都放在校园里，不得不花了几万元重新采购应急。
在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月，眼看创业园开业无望，这位90后创业者下定决心，租了一个350平米的写字楼。像蚂蚁搬家一样，他用电瓶车把公司搬出了校园。
“以前是校园内的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可以申请房租奖金政策，多了一层保护门。但现在，包括房租、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在内，公司每年要比校园多支付20万元的房租。”
疫情爆发以来，高校疫情防控管理的特殊性，使得大部分建在校园内的创业基地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办公场所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加大了早期创业者在象牙塔中保护性孵化阶段的租金压力，也加剧了团队成员的流失。
华中农业大学的创业者钱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这个24岁的园艺专业研究生，两年前计划成立一家以RD和生产有机肥为主的公司，申请了20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有8名全职员工，还在红安县设了一家工厂。“疫情期间，正是春耕化肥的使用旺季。交通障碍导致4000吨订单无法交付，公司损失200万元”。
学校创业园区封闭，团队无法入驻办公室。5月，创业园租赁合同到期，他申请搬出，在南湖附近租了新办公室。“以前员工可以吃住在校园里，房租更便宜。现在每个月要2万多元。”
与黄子豪和钱钧在绝望中的果断不同，一些在校园基地孵化的创业团队一直在等待“隔离门”解封的那一刻。
2019年湖北商贸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创业者熊正权，在疫情中不得不让团队走“云办公”。而成员工作时间不稳定，团队成员之间、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客户得不到及时回复。他创办的武汉牧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询价客户比过去减少了50%-60%，公司流失了30多个客户。
据黄子豪观察，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创业基地里，除了他之外，还有29家学生创业企业。因为公司小，基础薄弱，没有多余的钱租新办公室，所以都一直在苦苦等待。“受疫情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13个学生创业团队损失20多万元”。
据一位长期从事大学生创业辅导的高校老师分析，“武汉有82所高校。如果每个学院只孵化10家创业企业，全省就有近千家创业公司。但截至8月中旬，仍有少数创业者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获准返回校内创业基地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虽然创业基地因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而关闭，但大部分导师不会将创业者的诉求“拒之门外”。
在某省级创业学院，今年上半年，创业基地办理了20多家新企业。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大部分有准入证的老师都是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帮助创业者把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办公电脑等他们需要的重要资料和设备运出校园，让创业者在校门外带走，或者替他们邮寄。
在“逆境”中寻求突破
“危机也是一个转折点。这次疫情风暴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风险教育课。”黄子豪表示，搬入写字楼后，虽然运营成本增加了，但公司效益也在比以前增加，向客户展示了更好的形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校内孵化的问题是校内的创业基地属于学校，作为教学楼管理。三年来，员工每天都要和学校的作息制度保持同步，很多管理都要遵守校园规定。“很多客户来公司，和学生混在一起，对公司实力的认可度会大打折扣。”
“做生意归根结底是市场行为，和上学不一样。注重效率，紧跟市场。校园创业基地适合短期孵化，但过于依赖校园的保护，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利。”虽然疫情期间公司损失高达64万元，但黄子豪坚信，公司越早接受市场，团队成长就越快。
团队的合作方式也在危机中改变。入驻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创业学院、从事高端化妆品短视频拍摄的90后创业者吴杰，在疫情期间因发不出员工工资而濒临解散。创业导师高得知后，指示其以“员工变合伙人”的方式将股权分配给团队，形成以股份分红代替工资的激励机制，帮助公司重新走到一起。“这为我节省了10万元的支出，最重要的是团队留住了它”。
在疫情危机中寻找商机，顺势而为，也成为创业者的突破思路。
刘志哲团队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设计了一套陶瓷纪念奖牌，并以“身穿蓝白相间防护服、戴着护目镜、高举右手、紧握拳头的志愿者”为原型命名为逆行。他拿出一笔奖学金和一些创业补贴，做了一个39000元的成品。7月27日，他专程来到广州，亲自向钟南山院士团队交付了50套陶瓷纪念奖牌，以表感谢。
刘志哲的爱心行为被一家公司知道后，公司一次性捐款6万元，邀请他们制作160套产品，送给武汉的民间防疫志愿者。目前，其他几家单位看到他们的设计方案后，也联系了团队，邀请他们负责此次疫情纪念的展示设计。
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亟待升级
后疫情时代，如何防控常态化的校园疫情，及时引导和扶持创业团队发展，将考验高校相关部门的智慧。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创业学院副院长高介绍，4月底，学校在对疫情防控进行全面调研和详细部署的基础上，研发出一套自动测温设备。在消毒的基础上，率先在武汉高校开设创业基地，使校内20余家企业的90余名创业者恢复线下正常工作。
专注于大数据精准营销软件开发的武汉孟如安科技有限公司在学校创业学院孵化，现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0后创始人熊全郎介绍，得益于母校创业基地的及时复工，团队得以团结。他们通过整合优惠券、红包、秒杀等各种流行的营销工具，开发了一款手机App，在中小企业客户群中开辟了新的业务。据他统计，上半年复工以来，公司新接项目10个，合计150万元。
华中师范大学中科创业学院院长丁玉斌多年来一直在指导大学生创业。他说，大学生创业者学习能力强、知识面广、创造力强，逐渐成为“双创”的主力军。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孵化初期扶持大学生创业团队，稳定其生存，促进其发展，对大学生创业者、高校创业基地和创业孵化导师提出了新的命题。
丁玉斌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停留在工业化时代的生产线模式，培养的是工业化生产所需的标准化人才。但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态度、技能、知识等方面存在方法固化、方法单一等问题。
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创造性人才呼之欲出。“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体验式、实践性、实践性的培养方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师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意识有待提高，需要得到认可和支持。“而大学生创新创业要以产学研、学用一体化为基础，深挖专业、行业寻找痛点，不局限于校园市场项目。同时他也表示，初创企业的成长是市场选择优胜劣汰的过程，必须主动融入接受市场挑战。
高建议，可以探索建立高校创业基地与社会孵化器的多层次对接机制，实行分级孵化。“比如校园孵化到一定阶段后，有针对性地推入社会孵化器，促进和引导接受市场竞争”。他说，虽然受到校园疫情防控管理的限制，很多大学生创业者一度陷入两难境地，但“处处伤心”的案例并不多。“这场危机也会迫使‘真正的企业家’推出一些新的业态做大做强，让‘假企业家’出局”。
林虎中青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于蕾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