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经验来看，票号、会计师事务所、钱庄等金融机构能够创新产权、公司治理制度、经营制度、管理体制，激发内在动力，响应市场需求的核心出发点是，票号、会计师事务所、钱庄都是有效的金融中介组织，它们有很强的动力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价值最大化。评价金融中介组织的有效性，核心在于金融机构是否真正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财务预算是否有硬约束，以及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绩效评价及其职业发展是否以经营业绩评价为关键评价要素。即价值风险调整后的利润，是平衡长期风险和短期利润的综合指标。
由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信用和风险的特殊企业，具有高杠杆、高风险和强外部性的特点，当前绩效与风险滞后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因此，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需要强调风险调整后的利润，即价值最大化，要求金融机构在稳健审慎经营的原则下追求价值增长，而不是只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中长期风险。金融机构对价值最大化的追求是其有效性的根本体现，也是其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高管理效率的根本动力。财务硬预算约束是相对于财务软预算约束而言的。金融硬预算约束是金融机构区别于商业和政策约束的关键点之一。金融硬预算约束是指金融机构的所有活动都受到自身资源约束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金融机构将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和机制来改善经营管理活动，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和市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节约成本，并满足财务预算要求。
在市场竞争下，激发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之一是金融机构努力满足财政预算目标的要求。在传统金融机构如票号银行的绩效考核中，票号银行的总经理和分号经理实行的是“清算利润，穷尽账目以定功过”的原则，即利润和不良贷款是经营者绩效考核和升降级的重点考核要素。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经营者可以通过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更好地服务客户，获取利润，从而实现考核目标。有效的金融中介组织应始终以其经营业绩作为评价各级经营者业绩的关键评价因素，即市场化选择和评价经营者，摒弃行政性的非市场因素作为评价经营者的重要标准。通过市场化绩效考核的压力传导，倒逼各级经营者进行管理制度创新。
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起源是通过改变金融机构现有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调整和优化原有的生产函数，使金融机构的产出在相同的要素投入下实现增长，即在非新的要素投入下实现内涵式增长。由于金融机构的内部生产效率是由其产权、公司治理、管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要提高生产效率，就要努力创新产权、公司治理、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内涵丰富而全面，不仅包括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公司治理、委托代理机制，还包括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
金融机构通过明晰产权，降低委托交易代理成本，构建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全透明的信息报告制度、影响力强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对其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畅通激励约束制度对其经营绩效的传导和影响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提高经营绩效。金融机构管理制度是指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管理、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流程。通过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提高管理绩效，进而降低管理成本和内部信息不对称成本，促进金融机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和企业整体绩效。
金融机构的经营体制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在业务、经营方式、产品、技术、营销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基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监管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等因素。经营体制的创新可以实现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差异化，赢得竞争优势，获得客户的认可，进而提高经营绩效。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是指影响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核心因素。从现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经验总结来看，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包括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规避监管政策的约束、打破原有内部制度的路径依赖、提供有效的内部激励。
当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金融机构应迅速调整和应对管理体系，以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避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获得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正面效应。随着“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宏观经济周期，商业银行在客户信贷需求、投资资产盈利能力、资金可获得性、资产质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宏观经济复苏时期，客户信贷需求稳步增加，投资资产盈利能力提高，金融系统资金投入增加，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提高，资产负债经营绩效显著改善。
因此，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加快业务规模的扩张，积极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提高经营绩效。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客户的信贷需求减少，资产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质量下降。商业银行有必要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充分防范信贷风险。同时，对内要努力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采用集约化管理模式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外部市场环境体现为市场主体激烈竞争的变化，商品即供求关系的变化，资金价格的波动。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支持不同的管理体系。
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商业银行间可用资金会增加，信贷竞争激烈，资金价格和贷款利率会呈下降趋势。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应灵活调整定价策略，合理安排流动性，提高债券等市场化投资资产的比重，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当货币政策从紧时，商业银行之间可投放的资金量减少，信贷量减少，资金价格和贷款利率呈上升趋势。为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商业银行应相应调整经营策略，提高存款利率，获取存款资金，提高贷款浮动利率，以获取资金价格上涨的利差红利。金融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伴随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必然导致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上。也就是说，技术创新会导致金融机构管理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并诱发制度变迁。
例如，电报技术在银行、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应用，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了效率，使得传统的通过银行号的纸质汇票进行远距离资金往来的方式被电报技术所取代，经营管理中的盈利模式、系统流程、风险防控技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机构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管理中信息收集、传递和应用的成本，显著提高了管理中制度执行的刚性和约束力；例如，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在金融机构的广泛应用，导致商业银行的客户导向、营销策略、管理流程、业务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推动了金融互联网化转型；
最后，可以预见，在未来，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和电子货币的发行都将导致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金融机构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适应外部监管政策环境的变化。金融机构创新的核心动力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以规避政府的管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规避行为，是政府与微观金融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的。通常，许多形式的政府监管都会限制金融机构的盈利机会，因此金融机构会通过金融创新绕过监管。然而，当这些金融创新危及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时，金融当局就会加强监管，这种博弈过程就会不断重复和螺旋上升。
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与金融机构的创新之间存在一个螺旋博弈过程，即“监管约束——金融机构规避监管的创新——监管政策的相应变化，约束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当外部监管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金融机构会主动调整管理制度以规避监管，如调整业务产品的模式和要素使其不再需要满足监管要求，从而实施监管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