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狭颂》所谓“惠安西表”的“表”字考□史杰鹏《西狭颂》是东汉末年灵帝建宁四年的摩崖刻石，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正文共385字。首先简略概述武都太守李翕的籍贯履历，比如年幼就做郎官，二十岁左右就任县令，很有政绩，继而三次被提拔为郡守级别的高官，为郡中引来很多祥瑞。
这些叙述只有三四十个字，接下来长篇大论，主要歌颂他自建宁三年以来，在武都太守任上的功绩，尤其赞扬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之事。
这块摩崖非常有名，最早著录于曾巩的《元丰类稿》[1]，之后历代都有人提及，乾嘉时期最著名的朴学大师王念孙《读书杂志》曾经说：“《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建宁四年六月立，八分书，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在阶州成县栈道中，摩崖。”在中国书法史上，它与陕西汉中市的《石门颂》、略阳县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康有为、梁启超等名人都对它有很高评价。在《西狭颂》正文右下方，还刻有《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降、承露人以及相应的题榜，也就是李翕政绩引来的祥瑞。
左边则是刻石题名，记载了当时一起参与刻石的十二位官吏名字和职位，其中前十位是郡守府的掾属，包括书写刻文的“从史位”下辩人仇靖，后两位是武都郡郡治所在下辩县的县长、县丞。
因此，《西狭颂》也是研究东汉地方史的资料。《西狭颂》的所谓碑额“惠安西表”四个篆字的释读，从王念孙以来，都无异议，但我怀疑，其中的“表”字释读是错误的。下面，我们分别从字形分析、词义辨析以及历史三个角度来讨论。
一首先说文字字形。我们先看这四个字的字形图片：[2]再看看秦汉一直到到三国初期文字“表”字的篆书写法，与最后所谓“惠安西表”的“表”字对照：可以看出，上面所有秦汉魏时代的“表”字下部，都有一条向右下延伸的弧形笔画，其中张迁碑篆额的“表”字，严格地说不是标准的篆书，而接近隶体，那条向右下延伸的弧形笔画被分化成了短竖横长相连的矩形笔画。
“表”字从“衣”，只要搜索秦汉魏晋时代的篆字文字编，就会知道所有的“衣”形笔画都有类似的特点，没有一个例外，它和所谓“惠安西表”的“表”下部类似“丢”形下部的圆钝形三角形的笔画，差别是很明显的。
如果它不是“表”字，又会是什么字呢？汉代的“垂”字，有一种简约的字形，其下部却往往写成“丢”形。比如“郵”字所从的“垂”：之所以举“郵”字的偏旁为例，是因为单独的“垂”字在秦汉文字中有可能并不存在。《说文·土部》：“垂，远边也。
”虽然收了“垂”字，但在目前出土的所有秦汉文字资料中，还没有发现确切的从“土”的“垂”字，从上面所引的“郵”字，很容易看出除了字形3之外，其他“郵”字所从的“垂”字，最下的笔画全部写成两头向上弯曲的弧形，这正是“缶”的笔画特征。字形3是字形2 的进一步变形，把弧形笔画拉直所致，并不是从“土”。至于字形1，应该是许慎创造的字形，因为标准的“郵”字篆书，都不从“垂”，而是从下图这个字：《说文·缶部》对它的说解为：“小口罌也。”字的下部是“缶”，上部像“蕐”字中间的两条波浪形笔画，后来这两条波浪拉直，下部的“缶”形日益变成“丢”形的下部。这种变化，从“缺”字的写法也可以看出来：“缺”字从“缶”，上面“缺”字的第4个字形左边，是它的汉代草隶写法，对比第3两个字形，就可以发现它是从“缶”字变来的。字形4左边“缶”字上面一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直笔，是由“缶”字篆形上部“人”形笔画变形而来的。在汉代文字中，这种变形很常见，试看秦汉文字中的“占”字。上面字形6，头上的“人”形笔画，在字形7中，变成了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和“缶”的变化一致，也就是草写时经常会导致的现象，这样可以帮我们理解类似的变化，其实《西狭颂》的正文隶书中，是有“郵”字的： 大家很容易注意到，“郵”左边的“垂”字笔画，和上面我们举的“郵”字字形略有不同，其最下的横笔，左侧还连接有一条向右上行的短折笔，这正是“缶”上部的人形笔画变过来的。与上面“缺”字所从的“缶”字不同的是，它把“缶”字中间那条横笔也省略了，省略步骤类似：不过这条“人形”笔画，有时还会完全简省为一条直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垂”字，往往不见上述《西狭颂》的“郵”字左边的那种笔画，理解这些笔画的变迁，为我们理解篆额“垂”字写法非常重要。汉代的篆书，往往非常不标准，而是从隶书转写的，假如把上面简略的“缶”形重新篆化，就会是下面这个形状：无疑最后的那个字形，和“惠安西表”的所谓“表”字下部就完全一样了。
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篆额“垂”字，不采取正文的“郵”字右旁的“垂”形。首先，这个所谓的篆额到底是不是西狭颂的篆额，现在还不确定。其次，即使是篆额，篆书的写法自然不可能和隶书的一样。
总之，“缶”和“垂”的极致简化的写法，非常相似，只是最上面的笔画是“丢”形上部，还是“缶”形上部的区别。“丢”形上部一般是一条左弯或者右弯的曲笔，隶化后则往往变成了一撇；而“缶”形上部往往是人形笔画，或者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试看下面“垂”的字形：但下部如“丢”形下部的圆钝三角形的笔画，和《西狭颂》篆额的所谓“表”字下部，是完全一致的。
“垂”和“缶”作偏旁时，从传世文献来看，似乎可以共用，所以“缺”字在古书上往往写成从“垂”：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说这种从“垂”写法的“缺”，是从“缶”写法“缺”的误字。但从目前出土文字来看，“缺”字都从“缶”，传世古书之所以会写成从“垂”，一种可能是确实有从“垂”的写法，还有一种可能是把“缶”误认为了“垂”。后一种情况，古书上有例子。《史记·黥布列传》：“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
”但《汉书·高帝纪》“会甀”作“会缶”，而《汉书·黥布传》作“会扈”。颜师古注说：“缶音丈瑞反。
此字本作扈，而转写者误为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传则正作扈字，此足明其不作缶也。”可知“扈”“缶”两字在简写时，非常容易相混[3]。
需要注意的是，“缶”字最上面的人形笔画，虽然在隶化时会被拉直，或者变成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但当写字的人故意将其篆化时，很可能把人形笔画的两边向下拉伸得非常夸张，试看下面的“罂”字：“罂”字下面从的就是“缶”，截图中两个红色箭头指着的两笔，和所谓“惠安西表”的“表”字相应的夸张笔画就非常相似了：两者的区别有两点，一是上图“垂”的左右两弧形笔画向下拉长得比吴禅国碑的“罂”字相应的笔画更为夸张，二是后者的“缶”形没有变成“丢”的下部圆环形笔画，而是保留了“缶”的传统篆形，但下部笔画黏连在一起，好像一个“田”字，这是一种还没有完全简化的篆形。前面我们提到，《西狭颂》正文的“”字左旁“垂”形，除了“缶”的笔画，剩下的只有“”形笔画了，这个字形其顶端也就是“垂”形篆体常见的顶部左弯笔画，那么，为什么在所谓“惠安西表”的“表”字中，变成了人形笔画呢？其实这种变形也很好解释，我们可以拿类似的变形来作比较。
按照《说文》的说法，“素”也是从“”的：上面字形3的素字，上面笔画和“垂”字的某些字形一样，是向右弯曲的，但在4里，这条右弯的笔画，就变成了一条直线，和人形笔画非常相似。再比如“華”字，《说文》说也是从“”的，我们看“崋山”的“崋”：上面的字形1，“山”下的“”形上部是向右歪斜的曲笔，但在字形2中，上部就就变成了左右均衡的人形笔画。字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