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宝康四十四年前同样的季节，命运之神把我拎到杭州文三街上宁桥公交车站轻轻放下。我一头挑着被褥、草席和脸盆，另一头挑着一只人造革皮箱，吱嘎吱嘎，轻快地沿着保俶北路往北走。
不一会儿，“杭州大学中文系”招牌豁然在目，只是比我们家供销社那块招牌小了点。
但对一个给把稻草就能过冬的我来说，根本不计较那些化外之物，只心心念念阳春之曲，其实予我。自从1973年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路途已然堵塞。像牧场上设置的围栏一样，作为农家子弟，我只能沿着围栏，顺从地走向广阔的原野，子承父业，耕田耙地。
1976年4月，我应聘进了公社轧石厂。
除了收入稍多以外，至少在媒婆为我物色对象时，可以含糊其词地介绍我是个工人。其实只是一个石匠，说到底仍是一个农民。三个月后，厂长挑选了六个在他看来嘴巴爽甜、手脚麻利、眼头活络的人员，组建了一支“一拖五”机动运输队。
我被选在列，而且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的职责，是把厂里不同规格的石子运到余姚火车站，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没多日子，我向队长反映了一个情报：有一家余姚的轧石厂，每天向我镇所在区域的慈溪公路段材料基地运送石子，而我们却要反向运往余姚，不知双方可否合作调剂。
这事后来真的一调两成功，于是我便随运输队进驻到了余姚彭东公社张坳采石场。慈溪北部的海岸线与南部的山脚线，相距不过区区三四十里，但沿海的渔农格调与山麓的林果景象，却标识出不同的风情谱系。对从小摸爬于海岸湿地和滩涂的我来说，山村的鸡鸣蝉叫，炊烟饭香，还有山里人朴实平静的表情，都似乎透露出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我们租住的东家及左邻右舍，隔三差五给我们送来萝卜芋艿，我们却以集体的柴油私相授受。像一户人家的小辈，与当地山民之间的上门串户递物传情，均由我承担，无意间磨练出了一张糖霜嘴巴。我们每天凌晨两点钟起来，匆匆扒拉几碗饭后，即开机向余姚火车站进发。一溜六艘船出门，搁在京杭大运河，司空见惯，而在余姚慈溪的内河，就显得尾大不掉，难以操控。
但只要不出现特殊情况，我们从不轻易靠边停泊。肚子饿了，就点着船上的“五灯机”烧饭，然后一边把舵，一边吃饭，并分心察看两岸风光。只有碰到回程下雨无法烧饭时，我们才靠边上岸吃饭。偶尔吃上一顿霉干菜烧肉，就觉得浑身滋润。
后来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点也不觉得新奇，那不正是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嘛！大学时与室友合影。我们队长那年37岁，英俊挺拔，风流倜傥，连那轻度的口吃，搁在他身上也成了迷人的特征。无论碰到什么困难，如饭店的菜烧淡了或咸了，旅馆里的蚊帐破了或扇子少了，以至车皮调度或卸货排号，他总有办法解决。通常他先找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耳根一咬，眼色一使，肩胛一拍，小蛮腰一推，事就成了。
每当队长点着烟、架起二郎腿坐在船尾，他的眼睛就开始扫视河埠头的大姑娘或小媳妇。一声口哨，一抬下巴，总能绽放一朵盈盈笑脸，他日或再照面，已是旧时相好。这一切，都被一个初出家门的嫩芽后生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1977年8月的一天，干完活已是下午5点多，我像往常一样，拎着拖鞋到池塘洗澡。先洗头发，突然发现手指抓挠处，大把头发纷纷脱落，连双手指缝间也沾满了头发。面对毫无预兆的突变，我只是安静地坐在河埠头的台阶上，疑虑重重地思索着为什么。
第二天赶紧到医院，医生为我开具了三剂药，谷维素片剂，水扬酸溶液和养血生发胶囊。我最关心的是头发还能不能再长，医生沉吟了一下告诉我：“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发病机理尚不能完全解说。不过，你还年轻，体质强壮，应该有比较大的概率将不医自愈。”我至今仍对这位老医生心存感恩。
回家告诉父母得病症状，母亲心急火燎，四厢寻医问药，姑妈无计可施，到处求神拜佛。亲朋好友群策群力，左邻右舍各献锦囊。有说食用芝麻胡桃，有说擦拭大蒜生姜，有一个婆婆甚至说得涂抹“鸡污”，而且一定要用棕红色的“烂糖鸡污”。
我父亲苦笑着说了一句：“癞头多单方。”这一年，我们大队跟我一样遭遇“鬼剃头”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看护山林的老光棍云楚伯伯。他对我说：“侬末难熬煞，我末喜欢煞。别的不说，至少省下了剃头铜钿。
”我不动声色，心意已定，不再病笃乱投医，无谓增烦恼。退一步说，就算头无寸发，六根清净，大不了娶一个身罹残疾的素颜村姑，男耕女织，安度此生。叶落虽归秋，花生尚满地。
心孽既除，豁然开朗。在家只住了三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