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摄于1978年秋天，杭州南高峰。我没有读过高中。
后来主持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被省内一些著名高中请去做过高考作文讲座。
看着那些漂亮的校舍和青春勃发的面孔，我有时候会产生一点恍惚：未曾做过高中生的人，却给高中生们讲课，这样的荒唐事，大概也是一种时代特色吧。我本来可以升高中。初中毕业，我以全优成绩毕业，放在现在，无论哪一所高中都会接受我求学。
但是，时值1971年，被红色风暴搅得天翻地覆的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
”那时，知识分子受冲击，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读书无用论”充斥整个社会。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现在看起来让人匪夷所思的说法，却是当年的主流观点。我生长于城市社会底层，借着国家政策提供的机会找到一个好工作，比拥有高中学历强，这是很多底层人的看法。
1969年我姐姐远赴黑龙江支边，两年后我初中毕业，名正言顺能留在城里。我内心很希望进高中读书，但犹豫中，还是选择了进工厂当工人。
1971年12月22日，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进了一个宿舍区。
17周岁生日刚过，我成了“杭氧”的一位工人。杭氧全称是杭州制氧机厂，在杭州城里名气很大，直属于国务院四机部，带有军工色彩。当年杭州市很多有背景的家庭，都想方设法把孩子放到这里工作。
我被分配到工具车间保养组做机修工。车间不大，两长排车床、刨床、铣床，把厂房塞得满满的。保养组为一线工作服务，机床出了小问题，我们即时维修，大修则归动力车间。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那里等候，工作很清闲。
进厂的始业教育告诉说，我们已经成了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一份子。我和我的伙伴们私下里最关心的却是如期满师，早日成为二级工。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工人，我做得并不好。原因有多种，第一个原因是我所在的保养组不利于新工人掌握技术。
和我同时进厂的工友，他们无论是做钳工还是做车工，都在师傅的指导下很快进入相应的角色，熟能成巧，长期实践，很快就掌握了技术，能够做出产品。但我们这个工种却没有很多的工作实践，幸亏我们满师的考试内容是钳工的应知应会，练习一段时间后还是能对付，否则，我连满师都很困难。从培养新人的角度，要在机床维修行业出师，应该一开始就到动力车间的大修组去，扎扎实实地参与大修机器，三年下来，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机床维修工。第二个原因是我在工厂的七年里，1974年的停工停产有一年多，所以我实际上没有干完三年学徒工作。
1975年开始，我被车间抓去搞宣传，差不多是半脱产。1977年底又借调到厂团委，这就完全脱产了。所以，我这七年工人，有一半时间是“脱产干部”。
第三个原因是我天生左撇子，但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左撇子的工作创造条件，所有工具都是给右撇子设计的，我干起活来很不自在，工具不称手，师傅和工友看着我干也不顺眼。这让我早早对做本行工作失去了兴趣。这样的大环境，却有利于我在这七年中完成高中的文科部分学业。
甚至可以说，当年一般的高中生，在文科上，远没有达到我的水平。当上工人之后，我也不能免俗，过去离我很远的物质享受，现在近在咫尺。手表与自行车，成了我人生第一目标。手表想买进口的，自行车当然喜欢花式车。
但是，初中时酝酿起来的文学梦，却主导了我的精神追求。工厂七年，我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了我的“高中”学习。和同室7年的大学同学孔小炯合照。
我很小就喜欢阅读。这种喜欢，是从不识字时的看小人书开始的，进小学后阅读更广泛，以小说为主。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如《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三家巷》等等，都借来读过。最早读长篇小说是三年级暑假。
那年我在我家附近的小河游泳，脚底被扎伤，有一个像小嘴一样的伤口，无法行走，只能在竹椅上傻坐。母亲看我太无聊，从厂图书馆借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看，这成了我生平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表现的革命精神，我并没有多少领会，但保尔·柯察金少年时代的两项奇遇——学习拳击和与冬妮娅的初恋，却让我激动不已。
其实我妈妈影响我对文学兴趣的事情，还有她个人征订的《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扫盲班出来的工人，她有着的兴趣，实在很难得，但对我的影响，却是明显的。从此我的文学阅读一发不可收拾，只要能借到书，我便囫囵吞枣不读完不放手。《西游记》是初中同学借给我的，只有一天时间。我瞒着我外婆，漏夜打着手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