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舆论生态的变化，在众多民众的呼声中寻求共识，把握时机和效果，有效提高了新闻舆论的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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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写和印刷的出现，电信技术的出现，到如今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类的交流经历了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的加速迭代发展。人们获取、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方式空前方便快捷，信息传播的内容和过程空前“全过程”和“全效果”。正如Xi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换句话说，全媒体的传播特性塑造了新的舆论生成模式，新闻舆论生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是传播渠道的动员。2018年8月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8.3%。移动互联网正在引领智能社会的发展；微信、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的日活跃用户数以亿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媒体平台正在加深对用户时间的吸收。新媒体赋权在广度上呈现出赋权对象的“大众化”趋势，在深度上呈现出赋权程度的“社会化”趋势。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进步和5G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移动新媒体生存”成为国人最基本的。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的移动互联网很快成为舆论产生的最重要的温床，成为各种言论和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的媒介和载体，对舆论的传播和流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次，是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在尼葛洛庞帝看来，“数字存在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这体现在信息权力的分配和对公众的赋权过程中。网络技术给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信息发布的零门槛，使任何人都能广泛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成为信息传播中的平等一员。新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人人传播、多向传播、互动传播的特点。然而，内格罗蓬特没有想到的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人们在享受信息便利和选择自由的同时，却越来越担心互联网上的无序和各种不确定性的放大。”具有多种积极特征的“网络技术”当然实现了民众的自我赋权，具有媒体传播属性的平台层出不穷。但同时也模糊和重新定义了传统的“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非权威”的概念，改变了人们评价社会公共话题的参与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吵吵闹闹，无所适从。
第三，群体意识出焦化。随着公民话语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热情的提高，面对新媒体也成为了舆论的源头。一方面，互联网等新媒体日益成为广大公众表达愿望、意愿和诉求的重要阵地，满足了公众“知道”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网络表达具有匿名性和互动交流的优势，让所有参与者在屏幕前都有安全感。在新媒体构成的舆论场中，网民的个体表达容易引起共鸣，从而转化为广泛的群体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围观”的公共话题，群体意识可能“失焦”，容易导致以偏概全的结果。此外，一些具有商业属性的自媒体有时为追求刷屏效应、谋取商业利益而制造的所谓“爆款”内容，不断挤压和侵蚀新闻舆论工作空，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消解了整体的民族意识。
第四，舆论的产生是情绪化的。网络传播加快了舆论形成的广度和速度，更多的人可以更便捷地表达对热点事件的看法，包括理性的建议，更多的情绪宣泄，甚至包括不顾事实和理由，盲目迎合受众情绪和心理而刻意编造的虚假信息。舆论的构成越来越复杂，被社交平台奉为标配的算法推荐进一步推动了“后真相”现象的泛滥，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焦虑，则成为舆论热点不断变化的重要推手。多重诉求促使各方呼声迅速高涨。网民在相互碰撞和激荡的互动中凸显了自我意识，进一步加深了大众的复杂感受和表达焦虑。舆论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情绪化特征，严重冲击了新闻观点真实性的底线。
总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越来越呈现出人人传播、多向传播、大众传播的特征。国际与国内、线上与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随时随地的移动传播方式，技术赋能扩大的传播主体，日益分裂的群体意识和情绪化的舆论生产，使得舆论引导和凝聚共识更加困难，新闻舆论生态逐渐复杂化。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要求，就更加中肯和迫切。只有这样，新闻舆论工作才能适应舆论生态的变化，以多元和中立为主导，在各种声音中寻求共识，把握时效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引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