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台湾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结构——台湾省南北差异实证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
它是文化的积淀，是人类活动和自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变化。
交通便利性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都会逐渐改变某个地区的文化性格。目前台湾省南北文化差异主要受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政策的影响。
第一，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地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社会科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台湾省南北长394公里。从气候上看，整体处于季风气候，但仍有南北差异，北部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南部为热带季风气候。
从气温上看，台湾省全年气温适宜，1、2月气温最低，南部地区接近热带气候，日照充足，全年气温变化不大。而北方地区年温差变化较大。以台北和高雄为例，夏季平均气温28℃至29℃，而台北冬季平均气温只有16℃左右，但高雄仍可达19℃至20℃。
在降雨量方面，台湾省年平均降雨量为2515毫米，其中北部地区一年四季都有雨，基隆素有“雨港”之称，而南部地区干湿季分明，5月至9月为雨季，10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
台湾省南北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促成了南北地域文化性格的不同特征:南方人相对热情、豪放、热情、率真、多情；北方的人，尤其是大都市的人，相对来说比较聪明，交往也比较理性冷静。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南方人因为气候炎热更注重出轨甜，而北方人口味相对清淡。
表6-10:南北方人民生活习惯、文化性格的差异及其原因
二，台湾省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
南北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台湾省社会发展转型中南北失衡的体现。
台湾省社会没有经历过大陆社会的剧烈变迁，其变迁过程是一个相对独立而缓慢的过程。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台湾省传统社会，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整个社会是一个由血缘、地缘、神缘构成的熟人社会、圈子社会。
相对而言，台湾省北部地区，尤其是台北都会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迅速，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完全实现了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具有典型的现代社会特征:思维方式更加理性，人际边界更加清晰，人际交往更加注重外在规则。被人们所称道的台湾省社会的“人情味”，更多的表现出北方大都市社会交流的装饰和修饰。
在台湾省南部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从熟悉中获得信任和可靠性认可。“熟悉是从时间、多方面、频繁接触中产生的亲密感，而这种感觉是无数小摩擦的结果”[我]。
因此，在消费习惯上，南方地区的人们更注重通过口碑获得的信息，更喜欢长期熟悉的商品。北方大都市地区的人们愿意接受和相信互联网传播的信息，愿意尝试新事物。同时，“熟人社会”要求成员在与人交往时更注重面子，不欠人情。
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看，北方都市圈的人更注重效率，做生意讲究“先谈后拼感情”，而南方人更强调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追求慢的东西会让事情圆。
此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的客观差异不同，南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也存在一些差异:
北方人更注重精神文化消费，南方人更注重物质消费。同时，在信息接收习惯和对科技的依赖程度上，北方人对高科技的依赖程度更高，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率更好，而南方人对科技相对淡漠。
第三，“去中国化”政策在南方地区影响更大。
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执政当局自上而下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以逐步实现“渐进式台独”。
“去中国化”是指运用公权力，从日常生活和交往出发，在人们日常接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公共场所、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消除带有“中国”或“统一”符号和“中华民国”含义的政治符号、标志、标语、徽章和图案，从而从人们的感官上制造“不要看、不要说、不要听中国”的印象。
受大陆“一个中国原则”政治底线的制约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威慑，台湾省当局不敢在政治上公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也难以宣传“一边一国”的大旗。因此，他们选择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大力推行“渐进独立”路线。
同时，从建设具有自主性的“台湾省文化民族”的角度来看，推广和使用地方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类通过语言思考。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二]。“语言”不仅具有交流的功能。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建构了一组由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衍生出来的生活资料，积累了文化，记忆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这些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可以与其他要素相结合，逐渐建构一个“民族”[iii]。
因此，岛内台独分子将语言、文化和历史教育作为灌输和宣传台独理念的主要领域。
陈水扁时期的国策顾问庄柏林公开提出:“政治虽有底线，教育文化无底线”，“台湾省本土教育意识流应步爱尔兰后尘，先确立台湾省的文化、历史、地理观，回复湖佬语、客家话、原住民语，让台湾省中小学生沐浴台湾省意识流，成为真正的台湾省国民”[iv]。
陈水扁时期，台湾执政当局大力加强“九年级独立”。2002年，他们成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大力推广“台湾教育”和“台湾省文学教育”。2003年，他们推动了中学历史课纲的修订，将明朝中叶以后的历史全部归类，包括清朝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两岸关系等。，为“世界史”和“台湾省史”。
才真旺姆上台后，在中央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但民进党仍然积极利用其执政县市的地方执政资源，坚持“文化台独”路线。
2008年台湾省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地方执政县市集中在南部，包括北部的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宜兰县。
教育方面，民进党在执政县市召开绿营县市教育局局长联席会议，整合县市地方教委，成立绿营县市地方教育促进委员会。一方面积极要求改革教育制度，将台语作为中小学必修课；另一方面积极整合当地教育资源，培养培训台语教师，强化台语教学要求。
2012年，台南地方教育委员会通过提案，要求所有台南中小学教师两年内通过地方语言高级认证，方可教授地方语言[v]。
四。“本土化”政策在南方地区得到了充分发酵，强化了南方民众对已有文化符号的维护和认同。“本土化”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泛指全球化下本土发展的地域特征。
在全球化趋势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快速交流一方面逐渐缩小了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土化”意识的兴起。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欧美等霸权国家的“文化侵略”，处于资本主义制度边缘的人们往往担心自己的地域特色被瓦解或边缘化，从而产生本土危机感。
“本土化”政策强调地域特色，强调对本地区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发展，努力抵御和消除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保持地方认同和地域特色，丰富文化多样性。
力推“本土化”政策，是台湾省南部城市在经济转型不利形势下的一种发展思路。
20世纪80年代，台湾省社会经济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台湾省的经济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业逐渐取代纺织和食品加工成为台湾省的支柱产业。北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逐渐崛起，而台湾省南部地区由于旧的产业布局而未能转型。主要工业，农业和重化工业，主要是供应国内需求。
相比台北等北方大都市圈的国际化发展思路，台湾省南部城市为了应对当地大量中青年人口外流、人口老龄化严重的不利局面，一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了旅游、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的区域优势，强调“本土化”，大力推进社区建设计划，试图将当地的社会文化特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试图吸引曾经外流到家乡就业的年轻人[vi]。
“本土化”政策的理念和社区建设的规划强调对已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挖掘，在实践过程中有效地强化了当地人对各种已有文化符号的维护和认同。
南北文化差异对台湾省的社会转型有着复杂的影响。
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特征制约着台湾省的社会转型。
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当的产业政策和及时完善的治理措施，推动台湾省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二战后为数不多的人口过千万的经济体，从欠发达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同时，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台湾省已经初步完成了符合现代民主理论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基本确立了现代民主代议制的框架，有效保障了人民的参政权利。
当前，台湾省社会正处于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层面的主要困境在于无休止的“蓝绿之争”。公共权力部门的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会经济高水平进步的要求，治理体系的开放性难以满足人们的期待。
从宏观层面看，台湾省未来社会转型和向上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权责对应的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内部良性力量，能否克服民粹主义走出当前蓝绿斗争的“治理困境”。从微观层面看，关键在于台湾省民能否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分析政治人物的行为和公共政策，个人的自由投票行为是否建立在个人独立思考的价值观基础上，投票行为能否更加理性。
北方尤其是大都市地区的人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接受程度更高，投票行为更理性，受社会关系网和金钱利益的影响更小。因此，政治选择更加以绩效为导向，更加关注政治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和治理绩效，这使得人们很难与特定的政党形成稳定的认同。
然而，南方地区的民众在“熟人社会”中具有更多的政治和文化特征: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投票行为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密切相关，他们更容易受到当地熟人网络和当地派系的操纵和控制。他们高度认同地方和基层的民进党候选人，非常重视政治人物的“忠诚度”。要容忍改变家庭的政治人物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加入国民党的前民进党政治人物，往往被斥为“反骨”。民进党正是利用了南方人的政治文化性格，以“拼情怀”为竞选策略的核心，屡试不爽。
典型案例是2014年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高雄市现任市长陈菊，市政存在重大问题，但依靠惨烈的民粹政治运作，不仅保住了市长位置，还扩大了领先优势。相反，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因为退出民进党加入国民党，被当地民众质疑，支持率甚至低于当地国民党。
近年来，高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债务在台湾县市中名列前茅，市政财政濒临破产。2014年连续发生“登革热疫情”、“高雄气爆案”等重大安全事故。高雄市长陈菊及其团队处理不当，他本人也公开承认应负重大责任。
但在陈菊和民进党的刻意操作下，高雄气爆案的讨论焦点转移到南北长期失衡、国民党中央长期打压高雄、无法获得中央公平支持的问题上。国民党对陈菊的政治问责被蓝营指责滥用高雄气爆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陈菊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高雄人不要被看不起。
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操作极大地激发了高雄本地人的悲剧意识和团结精神，使陈菊的声望不降反升。2014年，他在高雄选举中获得超过68%的选票，比2010年上升14个百分点，也带领民进党在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实现“全面执政”。
相反，国民党候选人杨秋兴被岛内媒体授予最高五星好评，但当他改变家庭，选择退出民进党加入国民党时，却被很多当地人批评为“变节”，甚至被攻击为“卖国贼，背叛”[i]。有人直接认为，杨秋兴败给陈菊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之前离开了民进党，后来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又回来批评民进党。这样的行为很难赢得高雄人的认同。
另一方面，民进党往往利用南方人民热爱农村、爱护环境的朴素感情，滥用“政治正确”的口号来满足个人和政党的私利，依靠民意推出各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南部民众政治文化性格的相对不成熟与民进党的民粹政治操弄互为因果，互为强化。南方人非常重视感情，政治文化性格相对简单，更容易让民进党采取“拼感情”的选举策略和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民进党长期的政治操弄，加深了国民党在南方民众中“强大”、“傲慢”、“抑南”的刻板印象。
长期的非理性和民粹主义宣传动员压缩了南部地区的公共理性空，公共政策往往难以得到客观理性的讨论、分析和评价，导致环保、民生等问题被反复恶意利用，社会法律秩序被政治对立破坏，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制约了台湾省社会的整体转型发展。
南北文化差异为台湾省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鲜的文化元素。
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然面临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台湾省社会也不例外。
对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两条路径。首先是“创造性转化”:利用多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符号、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进行选择，然后进行重组或转化，使重组或转化后的符号、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成为创新的身份[iv]。
另一种思路是李泽厚提出的“转型创造”: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解构，选择相应的文化符号，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形式和新模式[v]。
前者强调传统文化要以某种标准为方向和目的，后者强调传统文化要满足实践的需要，成为新文化的创作源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文化符号更多的是一种嵌入融合的关系，传统文化可以为社会转型提供新鲜的文化元素。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文化生产只有符合市场逻辑，能够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才有可持续性。在这个前提下，传统文化并不一定以消极的态度面对现代化的挑战。
相反，当面对现代文化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文化生产者往往采取“创造性挪用”的策略，改变传统文化的形式或重新编码其文化符号，以与西方现代性接轨[vi]。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省知名学者白先勇，他将传统昆曲《牡丹园》现代化，融合了戏曲唱腔、现代剧场设计等西方现代艺术元素。他通过汇集两岸三地的资源，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深受两岸特殊青年群体的喜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vii]。
台湾省南部保留了较多的台湾省传统文化艺术，如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木偶戏等。这些文化艺术产品可以为台湾省的现代文化艺术生产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比如从台湾省南部走向国际市场的“电音三王子”，将庙会传统舞蹈表演“阵头”与西方电音相结合，创造了“可爱”与“酷”的新文化形象，并通过2009年高雄世运会闭幕式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台湾文化。
综上所述，鉴于岛南民众感性、感恩、草根的群体性，大陆应坚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多与岛内民众特别是中南部农民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重视与中南部民众的互动与“拼感情”。 通过经济互惠和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构建利益和感情共同体，强化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遏制分裂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