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针对数字化改革,学术界至少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信息化包含数字化;第二种观点认为数字化包含信息化;第三种观点是两人并肩而立。作为中国数字化改革的先行者,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实践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原因是浙江中小制造企业多。面对个性化、多样化、复杂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的生产环节应该更好地嵌入数字化。
比如将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开发生产智能化、互联化的产品,构建相关的新型商品业态。为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必须探索有效的“落地”政策。其中,探索“财政成本政策”配置的组合方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其企业的积极性,无疑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明智战略决策。再者,数字化改革将赋予浙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浙江省是民营制造大省,广大中小企业要牢牢把握数字化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总结完善浙江省首创的“链长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拓展“组织间资本共享”和“智能互联产品”新业态,同时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为行业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行业数字化+数字产业”的基础。借助数字化改革,可以提高企业的业务效率,降低人力资源和实物设备投入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外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体系是数字化改革的保障,通过社会层面的数据免费共享、循环发展经济、倡导绿色物流,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受到国内外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配置变化的影响。广义财务成本政策是国家宏观、产业中观和企业微观相关数字技术核算和监管规范的政策组合。
从信息支撑体系上,财务成本政策可以引导产业互联网应用向流通、配送等领域延伸,引导资金良性循环,促进资金周转不断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运营秩序。从管理控制的角度来看,财务成本政策是数字化改革的“导航仪”和“平衡器”。一方面,将引导企业借鉴先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经验和做法,寻找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技术瓶颈,以及相应的突破路径。另一方面,协调平台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近年来,一些平台企业采取“二选一”、“扼杀大数据”、“自我优待”、“扼杀并购”等不良行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1年11月,财政部颁布了《会计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会计审计数字化转型,为会计发展提供新引擎、构筑新优势。”因此,借助宏观监管手段、中观产业政策和微观会计体系,构建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财务成本政策体系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