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限行似乎已经成为大城市的标志之一,买车难也总是在朋友间的聊天中被提及。比如北京车牌的中签比例为2462:1,上海车牌最低成交价为8.93万元。深圳的车牌拍卖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平均成交价达到了37048元。可见,买车真的不是有预算就能搞定的事情。
此外,经济环境对原本有意购车群体的改变,以及网上拼车的盛行,提高了出行的便利性,也进一步降低了年轻人的购车欲望。因此,即使在国五/国六排放切换之前,也出现了一个库存清理的小高潮,但7月份的销售数据仍处于下行阶段。为此,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

早在今年上半年,广州和深圳就开始适度放宽车牌指标限制。方法是增加车牌拍卖指标,这一措施的直接变化是降低拍卖价格。以深圳为例,今年第五次拍卖均价为69800元,而第七次拍卖在加入10000个指标后均价降至32400元。
然而,在广州,情况略有不同。通知称,“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新增中小客车增量指标10万个。普通车竞价指标和节能车摇号指标原则上按照1: 1的比例分配,由指标管理机构按月组织实施。”适度放松后,拍卖均价从5月份的4.28万元降至2.89万元,个人最低成交价降至1.4万元。
从广州、深圳的经验来看,放松限购政策可以降低交易价格,确实可以让有意购车的消费者做好入市准备,从而刺激汽车消费。可以说,广州、深圳的适度放松,为限购意见的出台提供了实际应用数据的支撑。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限购、限购出台的主要原因。正是为了降低城市拥堵指数,减少汽车尾气的污染以及汽车带来的其他衍生问题。现在又开始松绑限购,不就走老路了吗?
事实上,城市道路拥堵不完全是由汽车数量造成的。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拥堵其实都是因为道路标线不规范,红绿灯通行效率低造成的。如何提高道路车辆的效率,是解决城市拥堵最迫切、最根本的关键。让车流形成环路,减少道路施工的时间从而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堵车黑点周边的道路如何起到疏通的作用等等。都需要研究落实。
此外,市区停车难的问题已不止一次被提及。当限购放松或取消后,如何处理更多的汽车需求也是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高峰期在公益性停车场门口都能看到大排长龙,不仅增加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还造成道路拥堵,增加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时间成本。

激活路边停车位、地下停车场、商业停车场等。空按时间可以完全平衡上班族和普通市民的停车需求。同时,建设机械化、立体化的停车场,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停放更多的车辆,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才是真正促进汽车消费的工作。但在这方面,改善相当缓慢。
《意见》中还提到了其他促进汽车销售的辅助意见。包括放宽成品油经营资质审批,将审批资质下放至地市级人民政府。这样一来,减少了需要上报的层级机构,提高了审批效率。同时,在乡镇地区建设加油、加气、充电站也可以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存量。
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正式退出,新车价格自然上涨。面对普遍高于燃油车的价格,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的选择会犹豫和谨慎。因此,意见还提到鼓励金融机构为购买新能源汽车等产品提供支持,以减轻购买者的经济负担。
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动销售数据的增长,我们可以广泛地将车辆挤出市场,这将恶化交通环境,侵占其他使用公共交通的群体的时间利益和空利益。
汽车销量只是最后的数据反映。在我看来,其背后有多重问题和困境需要解决,以促进数据的增长。最重要的是,改善车主的用车环境,平衡私人车辆与公共交通环境的利益冲突,是政府需要优化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