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手比脸更重要!脸老没关系,但是手的感觉要保护好。”正是这些“长眼睛”的手,把16000多名患者从生命的绝境中拉了回来,把我国肝癌手术的成功率从不足50%提高到90%以上。
由于常年手术,吴的右手明显变形,食指指尖微微向外弯曲,形成“V”字形。虽然不适合签字吃饭,但却是拿手术刀最敏捷的配置。在他们夫妻俩墓地的纪念雕像旁,有一座吴老正在用手术钳做手术的雕塑。

吴院士和吴教授的铜像并排而立。
选择人生,走上艰难的肝胆医学之路。
1922年,吴出生在福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年轻时跟随父母生活在马来西亚。
吴的父母受够了没文化,所以尽管生活很艰难,他们还是坚持让孩子读书。作为长子,吴自然成为家族的重点培养对象。他半夜去割橡胶,下午去上学。艰苦的生活使他坚韧不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吴就读的光华学校是由当地进步华侨创办的,爱国气氛十分浓厚。“当年光华有个新校长是从家里来的,经常给我们讲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当时有陈嘉庚先生为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
班长吴初中毕业时,动员同学将原本用于全年级聚餐的费用,通过领导的爱国抗日组织转交延安八路军。没想到,这笔捐款竟然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和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信…
1993年,吴夫妇回到阔别50多年的马来西亚诗巫母校。
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回国学习、参加抗战的想法。1940年,吴初中毕业后,毅然放弃了父母为他作出的“求学经商”或“赴英留学”的安排,与5名同学踏上了回国抗日的道路。
吴初中毕业照片及回国护照照片。
第一次踏上祖国土地的吴,看到满目疮痍的山川和惨遭屠戮的百姓,坚定了报国之心。延安不行,就只好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去同济附中。
六个准备去延安参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昆明合影。
1943年,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前夕,他毅然选择留在祖国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大门
1949年,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为了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拒绝了留校当儿科医生的机会。当时他得知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正在筹建,于是决定报考。吴的热情深深打动了考官,于是他有幸成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附属长海医院外科的一名住院医师。

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细化,吴开始考虑自己将来应该向哪个外科领域发展。最后在导师邱发祖的建议下,选择了当时国内完全空白的肝脏外科。1958年,医院批准他和、胡宏开三位军医组成肝胆研究小组,以吴为组长的“三人小组”,由此拉开了中国人进军肝外科的序幕。
吴操作细致而熟练。
以诚相待,勇闯医学禁区。
肝脏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当然,还得从解剖学说起。只有彻底了解和掌握肝脏的内部解剖结构,才能进一步学习肝脏外科。吴带领“三人团”制作肝管铸型标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受荣国团夺得世乒赛冠军的启发,采用乒乓球用大提琴卢材料的溶液灌注技术,制作了肝管铸型标本。
吴根据文献,认真研究标本,弄清了肝脏内纵横交错的复杂导管的关系和结构层次,科学大胆地提出了肝脏解剖学“五叶四段”的创新理论,并于1960年得到了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的专家们的认可。
这一肝脏解剖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医学界对肝脏的认识,为现代肝脏临床外科的广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被医学界公认为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五叶四段”理论为中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解剖学标志,并被收录在许多理论专著和医学教科书中。
掌握了肝脏结构,就破解了肝脏外科的“密码”。吴认为,根据“五叶四段”理论,肝叶切除理论上不会引起太多并发症,实际上可以完成肝癌的切除。
他还成功地在动物身上进行了一系列“常温下间歇性肝切除”的实验。同年,他还取得了临床上的成功,打破了常温下肝切除的禁区。其独创性在于间歇性阻断进入肝脏的血液供应,不仅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而且可以在常温下进行肝脏手术,简化了流程,减少了创伤。这项临床技术的创新迅速得到推广,手术成功率显著提高,使手术患者广受青睐。
切除另一个大肿瘤。
1963年,吴突破“禁区中的禁区”,成功实施肝中叶肿瘤切除手术;1975年切除了世界上最大的18kg肝脏海绵状血管瘤。1978年,首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接受了同种异体肝移植。1979年,他提出了肝硬化肝癌局部根治切除术的概念及相应的策略。1983年为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成功切除了一个巨大的肝母细胞瘤,婴儿肝脏外科体系逐渐建立...
20世纪90年代,吴领导的研究团队成功开展了高难度的腹腔镜肝癌切除、肝海绵状血管瘤、肝破裂修补、肝动脉结扎等手术,在肝癌早期诊断、肝癌病理特征、肝癌标志物、肝癌免疫与基因治疗、生物细胞信号传递、肝癌术后复发的二次手术策略、肝移植等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诸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的一系列创新,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显著延长了术后生存时间,使肝癌的五年生存率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6%提高到21世纪初的53.2%,术后最长健康生存期达到46年。
在手术前,你必须仔细阅读病人的病史。
“医术有高低,医德最重要”

吴认为一个好医生应该用他的眼睛看疾病,用他的心为人们着想。每次缝合结扎手术,他都坚持用手用线。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对年轻的医生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大脑和双手为病人服务。一个缝合器,轻轻一点就要1000多元。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上学几年的费用啊!我在吴做手工缝制不需要什么钱。”
2005年冬,吴被推荐参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评选,他的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决定第二天上午找他谈话。考虑到这是一件大事,当局取消了他预定的手术。吴得知后,坚持认为手术不能推迟。
评估组的同志很疑惑:这是个什么样的病人,为什么这么重要?下午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吴老,你今天早上给谁做手术?”吴老说:“河南有个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很穷。村民们集资来到上海。对他们来说,在医院多呆一天是一种负担。对不起,这是早就定好的时间表,你可以等我。”
这就是吴,一个视病人生命大于天,视老百姓利益高于一切的好医生。
2021年5月22日,吴病逝于上海。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同事们说:“我当了70年医生,60年只做一件事,瞄准一个目标,就是攻克肝癌。我的职业生涯就像一条上升的曲线,现在希望你能把这条上升的线继续下去,发扬光大,早日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