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有同时期非洲国家的目标都是将它们的经济体转型为类似于完全工业化的外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但按照定义来看，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拥有这类发展所需的足够资源。而这一资源的获取又需要与控制资源的方面达成某种形式的不对称关系。非洲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得外国资本：使用原材料出口获取的外汇进行采购、邀请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运营子公司、为本土现代企业的建立提供私营贷款、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提供的公共贷款和援助。
所有这些类型的资本引入都在不同非洲国家以不同方式和组合得到了应用。在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非洲经济体外部联系的特点之前，我们有必要考量这两种导向产生的一些一般性问题。出口收入在殖民时期和前殖民时期都为非洲人带来了关键的资本，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出口收入水平无法预测，并且除了石油和战略物资产品之外，其他出口产品的收入从来没有达到较高的程度;小农经济作为这类资本累积的传统基础，增长机会有限，并且它和经济其他部门的联系较少。
在更为集约的情形下，出口生产一开始还会吸收资本，但过了这个时候就要其他资本来源的支持了。跨国公司为现代工业在非洲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最直接的方法。然面，它们在其中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与非洲发展目标有部分冲突，并且考虑到非洲在它们全球运营中的边缘地位，这些公司的处境有些吃亏。因此，这些公司获得了输出可观数量利润的准许，主要渠道包括直接付款和税收优惠。
进一步的资本外流常常以会计操纵的形式进行，对此非洲官员很难監管。最后，技术和营销方式成熟、与宗主国总部组织联系紧密的公司运营常常是以损害当地富存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私人融资，尤其是通过银行的融资，在非洲作为资本转移媒介的作用不像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那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时热带非洲距离“金融家活动的前沿”还很遥远，此时投资的风险过大，而预期收益则过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私人融资中有一种形式在一些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卖方信贷”交易：在没有银行中间人的基础上付出设备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外流常常以会计操纵的形式进行，对此非洲官员很难监管。
最后，技术和营销方式成熟、与宗主国总部组织联系紧密的公司运营常常是以损害当地富存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私人融资，尤其是通过银行的融资，在非洲作为资本转移媒介的作用不像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那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时热带非洲距离“金融家活动的前沿”还很遥远，此时投资的风险过大，而预期收益则过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私人融资中有一种形式在一些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卖方信贷”交易：在没有银行中间人的基础上付出设备或生产资料的
这种情况下，风险完全在借款者一方，也对非洲国家有着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当设备使用挣不到钱时。各个西方和东欧/东亚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给予的公共贷款和援助在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优惠借款条件或者直接给予的援助使得非洲发展工程可用的资本得到了迅速增加。
无论这些资本转移是双边还是多边，其来源地仍然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而也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其中西方捐助者更偏爱基础设施和出口农业项目而不是制造业以及粮食生产。当非洲国家遇到外汇问题时，它们必须转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该机构也会随之向非洲政府提出一些内部政策改革的要求，诸如货币贬值、减少公共开支和提高粮食价格，对此非洲政府常常会感到不快。
因此，外债使得非洲经济体容易失去对自己资产的控制权。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政权而言尤其困难，一方面，它们承诺过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它们并不亮眼的发展业绩又会让国际机构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它们有时还不得不接受。相比偿付能力更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落入债务陷阱”的影响更为直接。加纳和坦桑尼亚试图摆脱对外国资本依附的努力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而象牙海岸和肯尼亚这两个表面上的“开放经济体”则在自身主动接受这些资本的基础上检验了资本的影响。
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绕过对外国资本的需求。为了克服这种外邵依赖导致的一些结果，它们采取的战路包括对借款用途的严格控制和助来源的多元化，那就是把东欧和中国也纳人进来。在加纳和坦桑尼亚，出口农业仍然是货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但两国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政策则是降低这些曾经是外汇收入传统支柱的作物的突出地位。
在这两个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转型部分是对独立后关键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一种反应：加纳的例子中是可可，坦桑尼亚则是剑麻。新的政策出台后，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大大减少。相应地，国家试图去发展新的出口作物，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前文所述的国家干预，以及对诸如可可、咖啡和腰果等商品当地加工的重视来改变农业的整个组织形式。
过去的经济作物最终走向停滞或衰退而新的事业未能出口创汇这两个事实造成了两国的经济困难。相较于经济作物种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国所属种植园和工厂怀有更深的敌意。这种态度部分来自刚独立时民间制造业投资的低水平，对坦桑尼亚来讲尤其如此，当时它不得不与拥有更有利工业环境的邻国肯尼亚竞争。
一旦公开宣布了“社会主义”政策，加纳和坦桑尼亚便严格限制了进一步的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坦桑尼亚则很快开始国有化已在运营中的更为重要的外国企业。然而，对国营部门的注重并不会消除对外国资本的需求，而大多数外国资本来自跨国企业。银行或者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公共借贷和授助机构都没有参与到这类投资中，在任何一种況下，大多数筹集的流动资本不得不支付给外国公司，用来购买运营工业企业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加纳，国有企业占据了恩克鲁玛政权时期累积的大多数巨额货。对季亚而言，更为惯常的做法则是半国营工业和外国企业之间达成管理协议或者伙伴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安排而雪上加霜。在这些国家很难找到负责任的政府机构，外国参与者也因为不会在股权上受到什么损失而缺少审慎行动的动机，这都导致了企业本身极低的效率。
同时，在运营中也没有克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缺陷：大量的利润通过合约协定和转移价格流失到了外国伙伴手中;运营本身的特点常常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在技术上与以前的外商独资子公司的运营相比，对非洲环境要素的兼容性也没有那么强。私人资本市场在加纳和坦桑尼亚的外部支持份额中所占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补贴和贷款对这两个国家都极为重要，尽管西方捐助者对“社会主义”没有同情可言。东欧和中国作为资本的替代性来源占据了一些资本流入，但不是主要部分。
加纳对苏联和东欧国营企业的欠款占到了信贷总额的17%，我们可以将它看作公共贷款的一种形式，但它和来自西方私营部门的类似贷款相比所需的条件甚至一样繁冗。恩克鲁玛的政权接受的长期政府贷款中超过半数流向了沃尔特河水电站工程，在其中凯撒铝业公司也是主要的合作伙伴。
完全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这项工程是恩克鲁玛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但从一个经济计划的角度来看，这项工程没有为加纳作出贡献。凯撒铝业的治金厂从海外进口矿石，经过处理，然后将中间产物氧化铝出口到别的地方，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最后成为铝。加纳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发电能力，但事实证明它既不便宜，也没有关键到能够刺激大规模的工业发展。
坦桑尼亚在吸引外国对其发展事业的公共支持上比加纳要好得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坦桑尼亚人均获得的外国援助在所有非洲国家中排名第一。东欧在其中占比很少，但中国被证明既慷慨又高效，它帮助建设了从达累斯萨拉姆到赞比亚边境地区的坦赞铁路，这项工程被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称为“不可能的任务”。
结语
不幸的是，这条伟大的“自由铁路”现在看上去成了又一个无用的技术奇迹。坦桑尼亚很难对设备进行维护，货运量现在也无法支撑运营的成本。这条铁路线可以为大型工业中心提供运输基地的期望又一次未能实现。坦桑尼亚也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各类西方捐助国提供的帮助。大多数资本流向了农业项目，目的既是提升出口经济作物种植水平，也包括推进“乌贾马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