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 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现代金融创新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认为金融创新指的是金融活动参与主体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环境，面对新出现的市场机会和风险，为达到一定目标，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在制度、组织、业务、技术、产品、交易等多方面进行变革的过程。金融创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创新的主体、创新的目标、创新的素材、创新的手段以及创新的客体等。
进入 21 世纪，由于规避监管、防范风险、金融竞争以及金融技术的迅猛发展等多方面原因，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突出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大量涌现。以衍生品为主的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金融效率，促进了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金融创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一分为二的两面性。金融创新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过度的金融创新又带来金融体系过高的杠杆率，金融机构通过影子银行系统将大量的表内业务转移到表外，导致资产证券化规模过度膨胀，金融过度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甚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2007 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是衍生品危机，而金融创新是“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
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创新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业务也取得了迅猛发展，金融创新进一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商业银行在不断提升自身金融创新水平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创新的挑战。
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使得消费者可通过网络及时获取大量市场信息，并实现多种经济金融交易，对银行这一传统金融中介的依赖性大大减弱，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商业银行虽然仍将发挥信用中介、投融资咨询以及风险的承担与分散等功能，但其经营的环境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不能及时创新求变的银行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作为一种被社会所公认的交易规则，在一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商品交换的发展。
诺斯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有效结合不仅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交易结构，而且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避免了商品交易中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保障了社会交易契约的合理性、有序性。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社会制度是会变迁的，即一种制度逐渐会被另一种制度所替代。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是从一个制度均衡向另外一个制度均衡转移的过程。
1989 年林毅夫发表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首次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具体来讲，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为了追求租金的最大化以及产出的最大化，通过颁布政策法令强制予以实施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具体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规模经济，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制度变迁的时间。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当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对社会组织的再分配，这必然引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
我国上世纪末逐步显现的金融脱媒现象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即以国家为主导积极推进金融非中介化。主要表现为近年来我国金融主管部门不仅致力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加大推进支付工具电子化的力度，进一步降低了非银行金融融资渠道的交易成本。
结语
此外，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大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这也成为我国金融脱媒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主要特点，成为我国金融脱媒的主要动力。另外，我国的金融脱媒现象还表现为明显的渐进性，虽然目前企业高度依赖银行贷款的根本格局没有改变，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直接融资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金融脱媒对我国全社会融资的比例结构已经逐渐在发生渐进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