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界定。近年来，杠杆率高企、金融资产投资乱象以及实体经济下滑等问题频发。一方面，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市场需求萎缩，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僵尸企业处置等问题逐渐发酵。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率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动力逐渐丧失，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不断集聚。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6月，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影子银行体系的肆意扩张，被认为是导致杠杆率高企，不良资产率上升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症结所在。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引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企业部门的生产性投资机会逐渐减少，加之供给侧改革、僵尸企业处置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企业所处行业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实体投资意愿也受到抑制。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企业部门逐渐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从主营业务中移出，开始热衷于从事金融市场投融资活动。
我国金融抑制、银行信贷歧视和金融市场欠发达等问题，使得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严重的预算硬约束，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信用创造现象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广泛存在，成为弥补信贷资源配置失衡的替代性融资方式。
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关注到游离于监管之外，与银行相对应的金融中介机构，并且根据是否创造货币将影子银行体系划分为银行影子和传统影子银行。但现有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银行和证券、保险之间的通道业务，以及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
较少有学者关注到企业部门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随着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日益增强，金融行业的收益率远超实体部门，从而导致非金融企业也开始通过委托代理、股权创新和过桥贷款等形式从事影子银行活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日益增强。
企业部门可以通过合规或非合规的方式，扮演实体中介发挥信用转换和流动性转换的功能，进而为中小企业等资金融出方提供资金支持。非金融企业也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券商理财、私募股权基金和互联网理财等方式，参与到金融机构类影子银行体系信用创造的链条之中。
从广义层面上来看，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实际上属于企业金融化的范畴。然而，两者在内涵和业务模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别。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中配置大量金融资产，也可以反映为企业利润来源更依赖于金融市场投资活动。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业务模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在资本市场上购买流通的股票、债券等传统金融资产；二是持有银行、证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贷款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股权。
因此，参考张成思和张步昙提出的“企业金融化”概念，从资产结构和利润积累两个方面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内涵进行界定。从资产角度来看，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系指企业影子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生产性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利润积累角度来看，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也可以理解为企业部门利润积累更多来自于影子银行信贷市场投资活动。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经济后果。一方面，企业部门从事高杠杆，高风险，并且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业务，会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和内部经营状况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上看，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也会对经济“脱实向虚”趋势和社会福利水平造成一定的冲击。
一、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经营绩效。我国银行信贷配给行为导致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支持，以体制内部门到体制外部门的金融资源定向流动为主要形式的金融漏损现象，成为继银行借款、超募资金和自有资本累积之外的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
随着我国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和类金融机构的加速衍变，金融漏损渠道也逐渐由原有商业信用、经理人员的资产转移模式，延伸到通过影子信贷市场直接或间接实现资金的融出。目前，很多上市公司充当信用中介，为中小企业等流动性短缺的部门放贷，这些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信用创造活动已经构成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
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和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非金融企业部门将大量资源用于高风险影子信贷市场投融资活动的逐利性行为，必然会抑制企业在实体投资和研发创新行为。此外，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引致的影子信贷资产与经营性资产之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也会进一步导致经营绩效和利润结构的变化。
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非金融企业影子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加剧其自身经营风险。企业从事高杠杆、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借贷主体法律关系不明确的影子银行业务会增加其发生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
影子银行体系具有信用创造、流动性转换和期限转换的功能，其高杠杆、信用链条复杂以及顺周期性等特点，使得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会在经济繁荣时急剧扩张，经济衰退时加快收缩。
然而，企业部门有别于金融部门，其风险识别、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较差。因此，企业从事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活动，资金融入方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均会传递到资金融出方，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
其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影子银行体系缺乏流动性支持和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特点，可能会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将会通过“会计账户传染机制”、“市场心理恐慌机制”以及“货币信用传导机制”三种途径传递到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的冲击。
企业部门承担着物质生产的职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任何脱离实体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会导致虚拟泡沫的崩塌，甚至金融危机的发生。企业影子银行活动与金融资产投资相比，收益和风险更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投资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因此，非金融企业部门将过多精力转向高杠杆、高风险的影子信贷市场投资活动，必然会加剧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风险联动性，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
三、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实体投资率。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企业金融化趋势是导致实体投资率下降，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金融在跨期资源配置、风险分散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逐渐被弱化，金融逐利性动机成为主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相机抉择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金融部门能够挣脱实体经济长期疲软的束缚，享有远高于实体投资收益率的高额回报，经济金融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金融体系通过脱离于需求端的过度金融创新来逃避金融监管，试图掩盖金融交易的本质，不断将资金配置到金融体系内部，进而导致了资金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企业在金融行业高额利差收益的引诱下，也丧失了生产创新的动力，将更多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投向影子信贷市场。
因此，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会促使经济重心由生产经营活动向金融投机活动偏离，从而加剧我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
四、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福利水平。我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体系决定了大部分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然而，银行基于所有制性质、银企关系和贷款风险的考虑，更倾向于将低息、优质的贷款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较强的信贷约束。
金融资源通过合规或非合规方式从国有部门向私营部门输出的“金融漏损”现象，成为纠正资源配置领域市场失灵的一种主要方式。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可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然而，具有融资优势的企业部门从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转而再放贷给中小企业的行为，会导致资金在实体部门之间重复流转，抬高社会融资成本，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
结语
现阶段，我国金融压抑和银行垄断经营的金融环境没有发生转变，企业部门之间基于影子信贷市场的“漏损效应”不仅会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难以避免会导致资金融出方的“寻租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融资主体地位不平等现象，降低整体社会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