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近年来，全球证券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活动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一些管辖区正在加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同时，外汇行业和市场监管者日益认识到制度、环境、社会与治理等因素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拉动新兴市场投资等方面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9年当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帮助保障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仍是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使命。约翰·B.福斯特指出，当代帝国主义以全球化高级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为时代特征。二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垄断形式也从私人垄断转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逐渐超过了一国疆域的界限，“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代垄断资本的国有化，成了垄断资本发展的主要趋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由此产生。国际垄断依然没有超越列宁所揭示出的垄断资本主义范畴，并且与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之间保持共生共存的关系。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实现经济领域垄断的基础上，又发展出集市场垄断、资源垄断、传媒垄断、高科技垄断、尖端军事技术垄断等为一体的垄断体系。当前国际垄断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为思想理论支柱，以世界市场为统治工具与存在空间，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统治形式和重要依托力量。
跨国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尽管历经腾飞与低潮，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其影响渗透至各个领域。在世界投资、构建政治秩序、垄断先进技术等方面的势力仍不可小觑。跨国公司依然是国际垄断的核心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
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开启迅猛发展模式，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与《再论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可知2001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达6.5万家，其子公司数量为85万家。
与1980年的数据相对比，跨国公司数量及子公司数量分别增长了5万家和81.5万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统计数据，199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最高纪录，达3250亿美元，同比1994年增长46％，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资本流动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
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激增，既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也与各国企业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积极而开展国际化经营并扩大对外投资的举措相关。至2008年，跨国公司已发展至8.2万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全球经济呈普遍下行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体现在：第一，2008年的美国尽管是引发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9》披露，美国仍然是当年最大的东道主国与母国，稳居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的榜首。
第二，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9》可知，由于受美国税改政策与部分经济体加强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较2017年减少13%，为1.3万亿美元，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
尽管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来最低，其中，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缩水9%，为2520亿美元；英国外资流入受“脱欧”影响大幅减少36%；美国税改导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回流美国，致使欧洲吸引外资总量减半；但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大背景下，美国仍是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第三，尽管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2020世界五百强企业名单，中国大陆企业共有124家上榜，首次超越美国企业上榜总数，加上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但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不到36亿美元，低于全球500家大公司平均利润，仅为美国企业的一半。
根据这三个数据计算，上榜中国大陆公司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4%，低于美国企业的8.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8%，低于美国企业的17%。美国企业沃尔玛连续七年蝉联榜首，名单的大部分被跨国公司占据。
第四，《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19》中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间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最终还是归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所有。有关直接与间接双边外国直接投资关系全球网络的新数据表明，区域投资中心在区域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南南外国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间接投资也影响着国际投资协定的覆盖范围。
当前国际垄断凭借其经济实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进行操控，国家政治愈加成为维护垄断的有力武器的现实，也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的美国安然公司，“曾在美国前总统布什任职期间，就以政治捐款的名义向71%的参议员与众议员输送资金。”
美国高盛公司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起初曾同时为希拉里与奥巴马提供支持，但因希拉里同年5月在国会公开的报告中指责高盛集团在操纵油价过程中获利20亿美元而取消了对于希拉里的竞选资助，转而将资助资金全部转于支持奥巴马竞选，最终结果是奥巴马赢得大选。
当然，奥巴马获得美国大选胜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处并非强调高盛资助是奥巴马当选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强调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对政治施加影响的现实。美国学者查尔斯·德伯曾这样评价美国经济政治的内部架构“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影子政府和顶礼膜拜的神物。”
在国际垄断资本强制力的影响下，政治秩序由资本维护，政府成为了维护垄断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帝国主义并非由单一的经济过程组成，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都蕴含其中。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涵盖经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应基于何种思维方式展开探讨。
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内核，强调经济是根本目的，政治、文化、军事都作为实现经济帝国主义的手段而非并列关系。作为内涵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其推行全球范围内垄断统治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从逻辑、理论、现实层面存在纠葛与联系。
与其他帝国主义相区别的是，经济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与帝国主义同步出现，其他类别帝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演变进程中逐渐出现。
因此，无论关于经济帝国主义与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关系之间的理论探讨是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始终强调政治、军事、文化都只是作为实现经济帝国主义的具体措施。
“确立一个社会产生的维度总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确立帝国主义中经济、政治、文化要素的关系、经济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的关系同样需要依托多维度的矛盾论证。
无论是对于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考察、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还是对于21世纪后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都难以割裂经济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无论经济帝国主义如何发展，垄断、积累、扩张依然是其特征、目的及手段。
依据21世纪以来经济帝国主义发展的新形态，撇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仅仅从经济帝国主义出发考察经济帝国主义是不现实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以经济帝国主义为核心目的产生的交织关系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愈加复杂。
除此三种帝国主义形式，还存在政治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不同视域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帝国主义基础概念的经济帝国主义，一经开展对其的理论研究，就不可避免的将经济与其他要素间的关系进行共同讨论。
对于经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关系之间的探讨，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同一学者对于经济帝国主义下经济政治间关系的解构也存在思想的流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