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简介：
三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并实际上以丞相的职位掌握东汉政权，取得“魏王”称号，加九锡。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承其位，同年强迫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将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曹氏政权，国号“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政权正式灭亡，三国时代正式开始。221年，以益州为根据地的刘备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同年，割据扬州、荆州、交州等地的孙权接受曹魏政权的册封，开始称“吴王”。229年，他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吴”，史称“东吴”。已经事实上控制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于263年吞并蜀汉后，司马炎于265年废魏元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西晋于280年攻克江南的孙吴政权，正式统一中国，三国时代就此结束。
三国历史概述
汉章帝以来，东汉政府一直处于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这两大集团力量的互相斗争，形成了东汉独特的政治局面；权力每次交接，无不伴随大规模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东汉帝国的势力。
公元184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以张角三兄弟为首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为了镇压黄巾起义，一方面放权到洲牧、太守，一方面默认并支持地主阶层组织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基本上把黄巾军镇压下来。但是经过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已经遥遥欲坠，加上权力下放到洲、郡一级和容许地主阶层拥有私人武装；各洲牧、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推举德高望重或有能力的当坞帅，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灵帝亡，刘辩即位；宦官和外戚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为了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何进听取袁绍建议，征调四方猛将、英雄豪杰率兵入京，造成董卓乱政；地方势力借口讨伐董卓，纷纷招兵买马，后王允计杀董卓，西凉军阀再度把持政权，并互相拼杀；而各地军阀为了抢夺地盘，纷纷兵刃相交，乱世正式来临。
公元196年，盘踞衮州的曹操击败吕布，听取部下的意见，推行屯田，并西迎献帝，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其后击败刘备、袁术、吕布等，占有衮、司隶和徐州、青州的一部分；河北的袁绍也攻克易京，彻底消灭军阀公孙瓒，占据了翼州、幽州、并州、青州的绝大部分，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江东的孙策先后打败许贡、王郎等人，占有会稽、丹阳、吴郡等地，在江东立稳了阵脚。荆洲的刘表、益洲的刘焉、刘璋父子也成为军阀中的有力竞争者。
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骑兵万余，南下与青少年好友曹操争锋，曹操先后击杀袁绍勇将颜良、文丑后勒兵官渡；袁绍在正面战场无法撕开曹操防线，同时在青州、并州和曹操后方汝南开展第二战场，先后被曹操采取相应措施一一瓦解。后曹操放火烧掉袁绍屯放于乌巢的军粮等军用物资；袁绍大将张郃、高览投降曹操，袁军士气全无，曹操乘机发动大反攻，杀万余，俘虏7万余。其后袁绍一蹶不振，二子争位，曹操加以利用，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丸，出其不意，大胜，平定了北方，一举成为最强大的军阀。江东孙策准备在曹操和袁绍决战时偷袭许昌，不料正在加紧策划的时候给刺客刺杀，伤重身亡，其弟孙权即位，加强了对南方发展的力度。
公元208年，荆洲牧刘表病死，幼子刘琮在地方豪强蒯良、蒯越兄弟和舅舅蔡瑁的支持下当上了荆洲牧；寄居刘表的刘备和江东孙权也加紧抢夺荆洲；曹操知道刘表死亡后，马上率领精锐骑兵5000，轻装简备，日夜兼程，南下抢夺荆洲；并于长坂击溃南逃的刘备；刘琮投降，曹操拘有荆洲大部分。孙权、刘备为了对抗曹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208年11月，曹操率领14、5万大军，水陆并进，进军赤壁，与孙刘联军对持。周瑜用黄盖计，大烧曹操连环船，加上曹军水土不服，大败而归，荆洲所受降的水军全部死亡或者投降。曹操失去了水军和部分的嫡系部队，急剧上升势头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致力于北方。赤壁之战后期，周瑜与曹仁在南郡展开激烈争夺，刘备乘机抢夺了荆洲南部四郡，并派关羽北上攻打襄阳，被守将乐进击败；经过一年的争夺，曹仁不得不奉命撤回襄阳，彻底失去了南下的据点；同时，孙权从合肥方向进攻也被曹军挫败。
公元211年，刘备听取谋士庞统、诸葛亮的建议，留关羽镇守荆洲，自己带领大军借口抵抗张鲁，入川谋取益洲；经过3年的争夺，终于夺取了益洲。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公元214，曹操借口进攻张鲁，挑拔关中割据势力马超、韩遂等公开作反；曹操乘机消灭关中势力并一举攻下割据汉中的张鲁；刘备恐惧曹操乘机攻击成都，马上向孙权退步。公元218年，刘备在攻取三巴后，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北上争夺汉中，击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不得不亲自到汉中前线指挥作战，无法挽回败局，不得不退出汉中，也失去了进军益洲的据点，三国势力达到了平衡，鼎立局面正式出现。
公元219年，关羽受刘备胜利胜利攻取汉中的鼓舞，出兵进攻襄阳，遇上山洪爆发，水淹曹军于禁所督7支救兵，包围襄阳、樊城；曹操马上派遣徐晃领军救援曹仁，同时和孙权达成短暂同盟，徐晃于襄阳城外击败关羽；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偷袭南郡，并利用政治手段来巩固在荆洲的统治，擒杀企图逃走的关羽；彻底粉碎了刘备利用南郡为据点北上攻取襄阳并乘机进军中原的战略。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即位，同年称帝，国号魏；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进位称帝，国号吴；三国才正式出现。
公元222年，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自己带领步兵主力，准备夺回南郡。孙权求和不成，任命陆逊为都督，领50000大军，横兵夷陵，阻挡刘备大军，并利用刘备补给线长远的优势；刘备求战不成，士气日益衰减，加上天气炎热，放松戒备；陆逊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先是派朱然带领水军主力，截断刘军归路，然后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刘备经此一役，元气大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自己也死于白帝城。
公元229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利用魏文帝曹丕病故，出师汉中，北伐曹魏；派赵云为偏师，扬言从斜谷攻打长安，吸引曹魏主力；自己亲自带领7-8万大军，从祁山出发，准备夺取关西。曹睿亲临长安，派大将军曹真带领10万大军拦阻赵云，同时派驻防关中的名将张郃带领5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救援祁山。张郃在街亭大败蜀汉先锋马谡,诸葛亮失去了街亭，处处为张郃所制，无奈只有退兵。后蜀汉多次出兵，都被对手张郃、司马懿所牵制，由于补给不足，不得不退兵。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对阵于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出；8月，诸葛亮病亡，蜀汉退兵。
公元241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消灭曹魏宗亲曹爽势力；255年，257年，司马师、司马昭分别平定曹魏余党；确立了西晋的基础。
公元263年，曹魏以钟会、郭淮、诸葛绪带领共18万大军进攻蜀汉。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姜维；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取汉中后与姜维相对于剑阁。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历经艰辛，突然出现在成都附近，诸葛亮子诸葛瞻战死，后主阿斗遂投降；蜀汉灭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称帝，改国号晋。
公元279年12月，司马伷自驻地下邳向涂中，王浑出江西，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胡奋出击夏口，杜预自
驻地襄阳进军江陵，王浚、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大举进攻东吴。公元280年，王浑于三山击溃东吴丞相张悌主力，不久，吴主孙皓投降；西晋统一全国，三国正式宣告结束。
黄仁宇 ：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浚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浚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浚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株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辖醴陵、攸县、茶陵等县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颇多。市辖炎陵县鹿原陂，古书记载安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与黄帝轩辕氏并称的炎帝神农氏（始建于宋的炎帝陵现已修复）。古书载，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作；普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削相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弦木为弧，刻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炎帝的这六大功绩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缔造了中华古国的最早文明，从而结束了远古人类依赖兽肉野果为生的历史，使古老的先民迈进了农业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传炎帝晚年，为民治病，采药来到炎陵县，不幸误食断肠草，中毒身亡。炎帝殁后“葬茶乡之尾”，即今株洲炎陵县塘田乡鹿原陂（又称炎陵山）。这位功德无量的民族始祖，得到后人千秋万代的敬仰。修葺一新的炎帝陵殿，巍峨雄伟，金碧辉煌，吸引着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凭吊先尊。有据可考的是，1987年8月，省、市考古工作者在株圳县漂沙井乡黄霞垅磨山，发现一处大型的6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压其上的4000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前几年，省考古专家在炎陵县炎帝陵附近的东风乡，也挖掘出一批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出土文物中有许多白陶和部分彩陶。此外，还在株洲地区零星发现一些旧石器时期的遗物。这些充分说明，远古时期株圳地区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株洲是人类永远的财富——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株洲，古称建宁，公元214年，三国东吴在此设建宁郡。唐太宗贞观元年，建宁并入湘潭。古时，当地多槠树，湘江过而多沙洲，故株洲又称槠洲。到南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正式定名为株洲。株洲位于湖南省东部，在东经112.6°--114°，北纬26°--28°之间，是湖南省“一点一线”区域经济带的重要城市，也是全省经济最发达的长、株、潭“金三角”一隅。
解放初期，株洲只是湘潭县辖下的一个小集镇。1951年5月，株洲设专辖县级市，1956年3月，升为省辖地级市，1983年实行市带县新体制。现辖炎陵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市、株洲县五县（市）和城市天元、芦淞、荷塘、石峰四区，140个乡镇，2225个行政村。总面积11420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542平方公里。1998年末总人口367.88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0.21万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36%；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4%。
株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的始祖、农耕文化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就长眠在株洲境内炎陵县鹿原陂。1983年株洲市株洲县漂沙井磨山发现6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大溪文化遗址，以及叠压在其上的4000多年前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近代，1906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都曾震撼中华大地。李立三、左权、谭震林、耿飚、杨得志、宋时轮等近、现代的革命先驱和军事将领就诞生在这块热土上。株洲人民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苏区，为了祖国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株洲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无霜期在286天以上，年平均气温16°C至18°C，是名副其实的膏腴之地，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为湖南省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吨的县（市）就产生在株洲管辖的醴陵市。境内物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有煤、铁、钨、铅、锌、金、锡、铀、钼、铜、银、铌、钽、稀土、萤石、石膏、硅石土、高岭土、石灰石、花岗岩等40余种，为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丰富的农产和矿藏资源，加上气候、土壤、地质、植被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为多层次开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人力资源方面，株洲农村有劳动力148万人，其中124万人可以从农业分离出来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城市有职工40多万人，其中各类科技人员近10万人，占湖南科技队伍总数的四分之一。旅游资源更是令人向往，株洲市重点风景名胜区共有4处，其中国家级的有炎陵县炎帝陵1处，省级的有炎陵县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株洲县大京风景区、茶陵县云阳山森林公园。炎帝陵气势恢宏，桃源洞景色更是绮丽诱人，富有原始风光气势。随着中华炎帝基金会的成立，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来此寻根祭祖，旅游观光，进而为投资开展经贸合作牵线搭桥。
株洲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株洲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南靠广东，北依长江，东眺上海、江浙，西连巴蜀、云贵，有联系华东、华南、西南的经济纽带城市之誉。京广、浙赣、湘黔三条铁路干线和106、320国道以及正在建设的京珠高速公路和国家将要建设的上瑞高速公路交汇于市区。株洲火车站是全国五大客货运输特级站之一，株洲北站是江南最大的货运编组站。千吨级船舶顺湘江而行可直抵长江沿岸城市。黄花机场距市区不过60公里，有高速公路相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株洲实现了由一个县属小镇向一座工业新城的跨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勇敢的株洲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农业安市、企业富市、商贸活市、科教兴市、依法治市”市策，实施“开放强市”战略，发扬“开拓奉献，创业争先”的株洲精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空前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各条战线取得辉煌成就。据统计，株洲市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经济总量超过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3.5倍。1998年，全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64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9.49亿元。近几年来，株洲市获得了“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市”、“全国绿化城市”、“双拥模范城”和“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等荣誉称号。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1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实力测算，株洲位居第54位，在湖南省是除省会以外排名最前的城市，进入全国第二类城市之列。株洲市在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工业建设突飞猛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株洲几乎没有工业。“一五”、“二五”计划时期国家相继安排了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电力机车厂等13个重点项目在株洲兴建。这批重点项目的引进布点，不仅构架了工业新城，而且逐步带动了株洲地方工业、劳服企业、乡镇企业和区街工业的发展，从而基本形成了以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重工业为主，电力、煤炭、轻工、纺织、电子、塑料、皮革、服装、制药等多业发展的工业格局。现在，全市乡以上企业已达1800余个，其中大、中型企业62个；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69.17亿元，比1949年增加约47万倍。有色冶金、机械、化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0%。1998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401亿元，为1949年的5200多倍，在全国42个中心城市排名中，株洲综合实力主要因为工业的快速发展而跃居到第26位。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针对株洲国有经济、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比例比重，以及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低的情况，株洲率先实施了企业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措施，一批支撑株洲工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又在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被新闻界誉为“株洲现象”。特别是自1994年被列为全国首批“优化资本结构，增强企业实力”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以来，通过实施“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和资本营运等措施，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的战略性改组工作均迈出重大步伐。通过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全市已累计建立股份制企业1139家（其中注册股份有限公司16家），注册资本20亿元，吸收增量资本28亿元。其中株洲火炬火花塞有限公司、株洲庆云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株洲电厂）的股票先后上市交易。通过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破产、承包、租赁、分块搞活等多种改制形式对资产进行重组，先后组建了南方摩托集团、国光瓷业集团、湘大实业集团等“三大集团”，千金药业、火炬火花塞也正朝着集团化方向发展，以有色冶金、化工、铁路运输机械为依托的“三大产业群体”逐步形成，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株洲电力机车厂、株洲冶炼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株洲车辆厂、国光公司、湘大公司、千金药业公司、火炬火花塞公司等企业的利润占全市实现利润总额的90%以上，一批中小企业在改革中成为市场的主体并逐渐走出困境。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确保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兼并破产等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从社保、财政、企业、社会四个方面筹集资金，保证了离退休职工退休金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及时发放。采取政策扶持、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服务队（站）和积极开展培训、拓宽就业门路等措施，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达到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