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清迈兰姆医院去世的。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1953年6月，邓丽君随家人迁往台东县池上乡，次年迁移至屏东县眷村。1959年，邓丽君随家人移居至台北县芦洲市，就读于台北县芦洲市芦洲国民小学，表现出音乐和表演天赋。
1966年，邓丽君接受台视《艺文夜访》节目访问并献唱歌曲，首次与听众见面；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正声公司歌唱训练班，以第一名成绩结业；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以《采红菱》夺得冠军。1967年，邓丽君参加台视《群星会》节目，首次于电视节目中表演。
扩展资料：
社会活动
1968年8月17日，邓丽君于台北中山堂中正厅为济助菲律宾震灾举办的义演义卖大会上献唱，义卖中邓丽君唱片一套卖得一万一千元。
1969年10月23日，邓丽君于台北中正堂参与交通安全宣传活动。12月9日，邓丽君赴新加坡参加慈善义演 。
1969年12月27日，邓丽君参加香港工展会为“救童助学运动”义卖活动，以最高义卖金额获得“慈善皇后”头衔 。
1970年9月25日，邓丽君于港九明爱中心举行慈善义演。1972年2月，邓丽君参加香港工展会义卖活动，以最高义卖金额二度获得“慈善皇后”头衔。
-邓丽君
台湾的所谓“族群”问题有其独特的时空背景。本来，从严格的民族划分来讲，台湾现在大部分常住人口分为汉族和原住民（原住民就是大陆习惯上所说的高山族）。然而，按照目前台湾社会的习惯，汉族人又被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其中闽南人和客家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之前就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两个族群，又称之为“本省人”，外省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从大陆迁居到台湾的大陆各地人士，包括他们自己和后代。如今，台湾如果有族群问题，主要不是指汉族和高山族之间的民族问题，而是指本省人（主要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闽南人）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问题”。
省籍在今天的台湾究竟还是不是问题？这得看在什么情境下、问什么样的人。 一般认为，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省籍冲突最主要的根源。1949年是外省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一年，当年国民党率领大批党政军民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究竟来了多少人，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不同的说法包括从90多万人到250多万人。
无论90万或250万，对当年总人口仅600万的台湾而言，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外来者，在各方面必然都会带来极大的冲击。
“外省仔”正是所谓“本省人”或“台湾人”对这些后来者的称呼。对于“外省仔”这个词，我这个“本省人”很小的时候就不时听父母跟长辈们提起，但对于“外省仔”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却是到很晚才真正搞清楚。
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住父亲任职公司位于台湾南部一个农村（云林县虎尾镇）的宿舍。一次，父亲一位同事夫妻吵架，太太赌气离家。因为好几天没看到父亲这位同事的太太，一天我忍不住问母亲:“阿姨去哪里了？” 母亲回答说，“被外省仔抓去了”，旁边一些大人们听到都哈哈大笑。当时并不懂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外省仔”大概就像是台湾童话中传说的“虎姑婆”之类的妖魔鬼怪。
在这之后，我们全家搬回南投，因住家邻近当时的台湾省省会中兴新村，而早年台湾的“政府”部门有相当高比例正是所谓的“外省仔”，当中有不少“外省仔”就是我同学们的父母。我终于慢慢了解，原来“外省仔”就是指这群说话带有浓烈音调，而且不会讲“台语”（闽南话）的人。
进入大学后，随着“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等禁忌话题，慢慢被允许在媒体报道、被公众讨论后，我也渐渐能理解，为何当年母亲会说出“被外省仔抓去”这句话，以及对我父母、祖父母那一辈台湾人来说，“外省仔”这三个字究竟曾经是什么样的象征。
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强制推行“国语”（汉语普通话）。我们家因为住在台湾省会中兴新村附近，小时候就读的小学对于严禁学生在校园内说“台语”的禁令，自然比多数台湾中南部学校更彻底执行。当时学校会在学生之间安排“听话”的学生担任“纠察队”，专门登记并向老师检举在学校说“台语的人”，被逮到的人每天朝会都会被一一唱名叫到司令台上罚站。
这种经历无形中就在小孩的心理上留下一种深刻印象，即说自己的母语是一种错误的印象。也因为从小被剥夺许多说母语的机会，加上逐渐形成的，能说一口标准“国语”是受过良好教育象征的社会气氛，到后来“国语”对我自然成为比台语更习惯使用的语言。
年轻一辈台湾人心中已无“省籍”界线，或许可以归功于国民党来台后一个无意的“德政”。撤退来台初期，国民党为安置大量跟随而来的军民，在台湾各地兴建许多专供“外省仔”居住的“眷村”，但在行政划分上并未刻意区分哪些地区是“外省仔”居住，哪些地区又是只有本省人能居住。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没有像当年日本统治台湾时，将学校区分为哪一所学校专供日本学生与亲日台湾“精英”就读，哪一所学校又是低一等的台湾人就读。这样，本省人与“外省仔”透过日常生活、学校生活，以及进入社会后的职场生活的长期融合，早年横隔在台湾民众之间那条省籍界线也逐渐消失。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想不起曾有因省籍问题而出现的困扰，我自己也从未曾以省籍作为是不是应该跟某人成为朋友的考虑因素。
但我倒是听说过一些“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的受难家属，不允许自己的儿女与外省籍子女结婚，或是一些“外省仔”反对自己的子女与“本省人”结婚。不过，今天的台湾如果还有父母以“省籍”作为反对子女婚姻的理由，恐怕自己会遭受身边亲友更大的压力。
在我从小到大的受教育过程，多次遇到不同省籍的老师，所以现在到大陆即便听到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也多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去年到北京采访“十七大”时，我和其他记者向中石油老总蒋洁敏提问，蒋洁敏说话时带有浓浓的山东口音，但我完全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我看着周遭一大群外国记者，当时心里就想，这些外国人就算普通话再好，恐怕也不见得听得懂蒋洁敏说的话。
在工作方面，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对曾被日本殖民50年的台湾人不信任等多方面因素，外省人在台湾的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及媒体中所占的比重，与其在台湾总人口的比重曾经严重不对称。蒋经国在执政的晚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刻意大量启用台湾省籍人士，当中有不少人仍是今天台湾政坛台面上的人物。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对公务员聘用采用公开招考，外省籍垄断政府多数职位的问题，也同样随着时间而逐渐得到解决。十年前当我刚进入媒体工作时，还曾听到前辈提起，台湾某大报大陆新闻中心主管曾说过“本省人不适合跑大陆新闻”这类话，但至少十年前我和与我一批同一辈的本省人，已陆续加入大陆新闻行业。
可以说，在今天台湾一般民众的生活中，省籍早已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而言，省籍仍是一个可以被拿来操弄的廉价政治工具。过去在台湾历次选举中，就不断有政治人物以省籍来质疑对手“爱不爱台湾”。更有政治人物数度企图立法，限定只有在台湾出生的人才能竞选“总统”。但这些操弄省籍问题的政治手段，都未能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
在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选举中，祖籍湖南、在香港出生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正是所谓的“外省仔”。选举期间马英九就不时遭遇对手以此作为攻击目标，提出诸如马英九是“香港脚、走香港路”之类的抹黑宣传，企图挑起民众对马英九会否忠于台湾人民的疑虑。然而在选举中，马英九获得58.45％的史上最高得票率。不管按什么样的统计数据，即使将第二代外省人计算在内，目前外省人占台湾人口总数的比例不过13%左右。在过去十年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不断被强化的情况下，“外省人”马英九在大选中能赢得超过外省人口比例数倍的选票，足以证明在今天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心中，省籍已不再是问题。
在号称是全球最发达国家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但今天美国人是否真能接纳一个黑皮肤的非洲裔总统，恐怕还是个大问号。光是对新移民的接纳，台湾民众就胜过以人权守护者自居的美国人。
虽然今天省籍对台湾一般民众早已不是问题，但不容否认，在部分政治人物心目中，省籍依旧是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在选后新一届台湾行政部门的筹组过程中，原来的两个热门人选詹启贤和吴清基在名单揭晓后双双落榜。因两人都是台南人，台南县副议长周赐海就以此炮轰即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刘兆玄。在“内阁”名单全部公布后，由“总统”任命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陆委会主委”全都是本省籍，国民党内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马英九刻意任命本省人出任这三个指标性职务，根本是另一种歧视外省人的行为。但这些声音在今天的台湾都不是主流。
毕竟，即便是1949年一出生就来到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如今也已经年届60，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这一代的省籍问题将会自然消逝。当今台湾真正应当被关注的族群问题，事实上是过去20年因婚姻关系而来到台湾的新移民，当中还包括约20万名来自大陆的配偶。
这些新移民在台湾多属弱势族群，人数在台湾总人口中占很微小的比例，而且几乎都还没有取得选举中的投票权。因此，这群人在台湾是否真的被公平对待，恐怕是更容易被忽略，这也是真正应当被重视的新的省籍或族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