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心》的创作背景

核心提示《我的中国心》创作背景如下: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明敏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张明敏策划专辑。邓炳恒找到了香港词曲家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

《我的中国心》创作背景如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明敏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张明敏策划专辑。邓炳恒找到了香港词曲家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我的中国心》时,词写得快,因为尽是心中的感受,所以一挥而就,也没有怎么修改就写好了,之后再由王福龄作曲,作品完成以后由张明敏演唱 。

歌曲:我的中国心

作词:黄沾

作曲:王福龄

演唱:张明敏

歌词: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黄沾、王福龄和《我的中国心》 黄沾(1941-2004),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番禺,生于广东顺德。黄沾曾与写科幻的倪匡、写美食的蔡澜、写武侠的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又与倪匡、蔡澜一同被称为“香港三大名嘴”。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入读喇沙书院。1960年,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63年毕业,任教培圣中学两年。1965年,以业余形式主持电视节目,并于报刊写作专栏。同年9月,进入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广告部,“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这句广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1968年,擢升为广告副经理。1968年,黄沾创作了第一首有名的歌曲《忘记他》,一开始是关淑怡所唱,后来收入邓丽君的粤语专辑,深受歌迷喜爱,歌词见一代歌后卷下。1969年,获最佳电视节目男司仪奖,被喻为“电视王子”。1970年,转职华美广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任联合创作总监,是首位获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Clio Award)的香港人。1972年,获国泰广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聘为总经理,同年出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CASH)理事。1973年,与好友创立宝鼎**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编自导《天堂》并打入该年十大卖座**。同年撰写成人笑话集《不文集》。1976年,与才女林燕妮创办“黄与林广告公司”,自任主席。 **式的系列电视剧《狮子山下》始演于1973年,剧中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前后持续二十一年,过两百集,为香港千家万户所耳熟能详。1979年,黄沾为其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给予了经济腾飞初期的港人很大鼓舞,后来被作为香港的市歌。由他填词的《狮子山下》和《香港是我家》两首歌,陪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港人的成长。2003年3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他首份财政预算报告中,以一曲《狮子山下》主题歌作总结,立刻引起香港市民的热烈回响。据一项统计显示,《狮子山下》歌词在报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香港的报刊上出现超过一百六十篇以《狮子山下》为主题的文章,足见其对香港社会影响之深远。1978年,作品《誓要入刀山》、《倚天屠龙记》、《鳄鱼泪》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演唱者) 1979年,台湾校园民谣非常火,香港永恒唱片老板邓炳恒认为,在香港出版国语唱片也许是个好的选择。当时,香港已经在音乐创作上实行了版税,歌越流行,创作者拿到的版税越多,在粤语歌红遍天的形势下,几乎没人愿意写国语歌。当时凡是唱国语歌的歌手,都被称为“民族歌手”。 1980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开始会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老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开始为我策划新的专辑。邓炳恒找到了因为写粤语歌而当红的黄沾,请他写一首国语歌。 黄沾开出了和粤语歌一样的价钱,邓炳恒答应了。黄沾写出了《我的中国心》,后由王福龄作曲,公司决定以这首歌作为专辑的名称。 1982年,《我的中国心》出版,并没有像公司预想的那样走红,销量不高,社会反响也平平。香港人开始称我为“爱国歌手”。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称呼带有讽刺的意思。1983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开始正式会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试探,想请香港艺人来晚会上表演。当时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唱歌,如果我唱歌的话就封杀我在台湾的唱片发行。 198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了演唱《我的中国心》和《垄上行》,这一次的演出,使我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一下子就红了。观众写到中央电视台的信有几麻袋,我当时看着这些信,目瞪口呆,非常兴奋。然后香港的媒介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开始称我为“左派歌手”。我回到香港以后,处境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是在1985到1986年,好像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我再次见到黄沾,我告诉他《我的中国心》在内地红了,几亿中国人都会唱,我谢谢他写了这么好的一首歌。他不相信,认为我跟他开玩笑,只是说,“红了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他经济条件不大好,而且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的中国心》在内地再红,他也收不到一分钱的版税。包括他写的《上海滩》,跟着电视剧在内地的播放,也火了,被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登在报刊上,他也没有拿到版税。所以,当时黄沾还开玩笑说,“你帮我把那些版税收回来好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黄沾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内地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一篇新华社记者探访邓小平家庭生活的文章,说有一天下午,在中南海里,邓小平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港的报纸转载过。 1987年,我正式进军内地市场,我的个人专辑在内地一出版就卖火了。后来,因为要出版新的专辑,我请黄沾吃饭,请他为我写歌,他也答应了,后来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写出来。在内地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实行版税制度后,他也拿过《我的中国心》一些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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