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康熙年间，浙江海宁有个酷爱下围棋的人，他姓范，名叫范禄。范禄整日痴迷围棋，只可惜他的围棋棋艺始终不高。有一天，范禄在家中与朋友下棋，他3岁的儿子范西屏在一旁指手画脚，儿子总是望着棋盘牙牙学语。范禄看见幼小的儿子也喜欢围
棋，非常高兴，他便把自己围棋的嗜好传给了儿子。
范禄知道自己围棋天赋不行，他便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范西屏身上。范禄唯恐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他当下决定带范西屏去拜乡里的围棋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很快，范西屏的棋艺日见长进。
不久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范西屏了。范禄又送他去拜山阴县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范西屏有这位名师指点，他的长进更快了，由于他的天赋和刻苦，12岁的范西屏已经可以和老师俞长侯齐名了。
3年后，范西屏学有所成，他已经战胜了自己的老师。范西屏与俞长侯连下了10局，俞长侯已经完全不能招架学生范西屏的凌厉攻势，10局都败在他手上了。从此，俞长侯隐退棋坛，再不跟任何人下棋。
范西屏16岁时，就成了闻名天下的国手。又过了两年，当范西屏笑傲棋坛的时候，全国能与范西屏在围棋上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与范西屏同属“四大家”的施襄夏。不过，施襄夏是思考派的，他的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当两人对弈时，施襄夏常常锁眉沉思，他总是半天下不了一个棋子。
反观范西屏就轻松自在得多，范西屏似乎完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他应子之后，知道施襄夏这次要考虑很久，就去床榻上睡觉了。
有一回范西屏与施襄夏对局，范西屏的局势十分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范西屏必输无疑，已经毫无得胜希望了。
范西屏仍然沉着冷静，只思考片刻便下了一子。果然这一子令范西屏的局势柳暗花明，满盘的死棋竟然活了，施襄夏称赞不已，一旁观棋的人也是连连惊叹。
在乾隆四年时，二人受到当湖文人张永年的邀请，前往教授他棋艺。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西屏与施襄夏就此下了著名的“当湖十局”。
“当湖十局”下得极是惊心动魄，这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
他们的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全国能与他们对弈的人寥若晨星，一般的高手必须要二人让子后才可开局，足可见范西屏和施襄夏的厉害之处。
关于范西屏让子对弈，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据说嘉庆初年，范西屏前往上海。当时上海最优秀的棋手是倪克让，其次是宫加录等人，但这二人都不是范西屏的对手。
有一天，范西屏来到豫园，他见有人对弈便停住了脚步。他看了一会，见客方要输便好心给客方出主意。旁边人不高兴了，对范西屏说：“这是赌博，旁观者不能多话。你既然会下棋，为什么不自己来决一胜负呢？”
范西屏笑了笑，他从怀里取出4锭银子，对众人说：“这就是我的赌注，谁来和我对弈一局？”
一旁的人看到这么多银子，他们想范西屏如此有钱，想来棋艺肯定不行。于是众人纷纷争先恐后要和范西屏对弈。
范西屏接着说：“我下棋不怕别人说话，你们可以合在一起和我对局。我如果输了，这银子你们拿去分吧！”
众人一阵哂笑。但他们很快就不敢笑了。众人一连输了5局，每次棋没下到棋盘的三分之一，与范西屏对弈的棋手就已经手足无措了，即使群策群力，众人一起想办法抗衡范西屏都总是败得一塌糊涂。
于是有人赶紧去报告棋手宫加录，宫加录赶到后，范西屏坦然自若，许诺让他3子与他下了一局，宫加录很快就输了。范西屏再让子，宫加录还是输了。大家顿时傻了眼，又不得不去搬来最后的援兵倪克让。
倪克让闻风而至，马上就认出来了。倪克让二话没说，上前伸手弄乱了棋盘，他告诉众人：“这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范西屏范先生，你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呀！”
众人大为震惊，他们纷纷上前向范西屏认错，责怪自己有眼不识泰山。范西屏来上海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请他教棋授课。
范西屏的棋风非常灵活，他不是很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更多地从全局去考虑。范西屏具体手法也是时时转换，这种多变的手法令不少棋手心悦诚服，因此他们给范西屏评价甚高。
范西屏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而且他通过自己的领悟，也对围棋有所创见和发展。范西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围棋发展到自己这里就停止了，他认为围棋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
通过范西屏的几个小故事，可知元明清三代，我国的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元明清围棋的发展，重点表现就是明清时期流派纷起和围棋在民间的传播。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棋坛上形成了3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永嘉人鲍一中为首，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新安人程汝亮为首，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北京人颜伦、李釜为首的京师派。
这三派风格各异，他们在布局攻守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当时的名手。在围棋三大流派的带动下，长期为宫廷贵族和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发展起来了。
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和发展。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明代文人林应龙著《适情录》、明代文学家许谷著《石室仙机》等20余种围棋谱，都是当时颇有价值的著述，从这些棋谱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围棋技艺及理论发展的情况。
清代，满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清代名手辈出，棋苑也是空前繁盛。而在清初，就已经有了一大批名手，以过伯龄、盛大有、吴瑞澄最为出名。
尤其是清代文人过伯龄所著《四子谱》二卷，他根据明代旧谱的招法加以变化，又详加注解，使《四子谱》成为围棋书籍中不朽的杰作。
在元明清时期，由于围棋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老少皆宜的文化竞技活动。
与象棋不同，围棋承载了更多的我国文化和艺术的思维。象棋的艺术性不如围棋，所以围棋被列为“琴、棋、书、画”我国古代四大艺术之一，是有其原因的。
我国的传统艺术重在审美，围棋和音乐、绘画、书法一样，都能给人一种美感。围棋无论是棋具还是棋势、棋理、棋境，都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美感在其中。
由于我国特有的文化色彩，围棋从一开始就带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它既是一种智慧游戏，又是一种修身养性和怡情悟道的工具。
元明清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围棋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变，但围棋具有的某些中国式的色彩仍然无法抹去。
围棋在元清明的蓬勃发展，也对棋手智力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具体来说，围棋的棋盘看似很小，但其实很大，它包容了太多智慧。如果棋手思路太窄，想得太少，或者只看眼前一着棋，没有想到整体，都是不能赢棋的。
因此，在行棋过程中要通过招数思路来解决问题。比如弃子，棋手们利用丢几个子来达到局面领先的目的。在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全局观，在围棋中有全局观是赢棋的必要条件。
说到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引出了，就是围棋心理问题，包括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围棋可以锻炼心理承受力，在处于劣势时，棋手会不断拼搏，想反败为胜。当然总会有输赢，再厉害的棋手也不一定每次都是赢家，这都是正常的，虽然围棋只是一种游戏或竞技，但是由围棋引起的关于围棋与我国传统文化、围棋与为人处世，以及关于围棋的其他方方面面的思考却永无止境。因此，围棋是我国优秀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有哪些体育娱乐方式？
春秋以来，统治阶层的体育活动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某些社会教育形式，逐渐冲破礼教的束缚，出现娱乐化趋势；其次，部分军队训练项目逐渐从军队训练中分化出来，朝竞技化、表演化方向发展。秦汉时设有专门管理宫廷和民间乐舞的政府机构，奠定了后世乐舞和宫廷娱乐活动管理的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期，消闲娱乐活动得到一定的发展。由于战乱频繁，这种活动主要局限在及时行乐的统治阶层中。隋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整个社会生活较为活跃。各项消闲娱乐活动如击鞠、蹴鞠、相扑、棋类游戏、舞蹈和民俗节令活动中的元宵观灯、立春拔河、立寒秋千、端午竞渡、重阳登高等体育内容，以及妇女儿童的体育活动在各个阶层都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展。作为原始文化娱乐活动的舞蹈是我们现在游戏、竞技运动、休闲娱乐的源泉。
两宋以后，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城市人口进一步活跃，城市人口大大增加，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兴起，在城市出现了一些专供市民消遣的艺人和场所，如说唱、杂耍、傀儡戏、舞蹈等。出现了业余民间体育团体，制定各项运动技术标准，组织体育表演竞赛，使得曾经仅限于宫廷和军队中的有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开始走向民间。
古代的体育娱乐，不单能健身休闲，还能出干部
文/晏建怀
北方人春节喜欢扭秧歌，南方人端午偏好赛龙舟，不过，扭秧歌和赛龙舟都不是今人首创，而是源于古人的祭祀活动。川人喜欢玩麻将，谓之“血战到底”，由四人对抗打到二人争霸，你死我活，据说，麻将也源于古人发明的“马吊”。而风靡世界的足球，则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健身运动“蹴鞠”。可见，华夏先人不仅勤劳善良，而且聪明智慧，为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也为世界创造了许多怡情益智的游戏。
结绳记事的上古时代，人们虽然不得不为辘辘饥肠起早贪黑地忙碌，但耕种狩猎之余，他们也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玩出各种花样的游戏，击壤就是其中一种。壤用木制成，前宽后窄，其形如履（鞋子)，长一尺余，阔约三寸。玩法是置一壤于地，后退三四十步，以手中之壤击地上之壤，击中为胜。王充《论衡?6?艺增》记载过“尧民击壤”的故事，说尧帝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有位年逾五十的长者击壤于道中，一旁的观众由衷感叹道：“尧帝真是功德无量啊！”谁知，长者却不屑一顾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我自得其乐，与尧帝的德行何干？”真是快人快语。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崇尚精骑善射的武士精神，以角逐射术为特点的投壶，成了倍受欢迎的游戏。投壶最初源于礼仪，郑玄所注《礼记正义》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当时，成人男子以善射为荣，诸侯聚会，往往邀请宾客射箭。后来，有的的确不会射箭，只好以箭投酒壶代替，因此，投壶慢慢发展成了宴饮游戏。投壶时，主宾对坐，以酒壶为器皿，人与壶相距数尺，以去掉箭头的箭投掷，中壶者得胜。左丘明《左传?6?昭公十二年》记载，晋昭公即位时，周王室及诸侯前来祝贺，晋昭公与齐景公比试投壶，二人在投壶过程中，唇枪舌剑，争为诸侯之首，结果不欢而散。所以，宫廷中的游戏，有时不仅仅是游戏，往往还是政治。
文人不喜欢角逐体力，他们好风雅，喜欢迂回曲折、曼妙婉转，于是有了诗情画意的修禊。修禊原为消灾祈福的仪式，农历三月初，人们成群结队到水边嬉戏，祈祷消灾弥祸。后来，修禊发展为文人雅集的经典范式，尤其深得魏晋文人的喜好。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名士孙绰、谢安等四十余人，宴集于会稽郡（今绍兴）兰亭，共修禊事。名士们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旁，将酒杯置于溪中，顺流而下，酒杯停留在谁面前，谁就得赋诗，赋诗不出者，罚酒三杯，这便是修禊的戏中之戏，称为“流觞曲水”。名士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衔觞赋诗，乐不知返。最后，大家把当场创作的三十七首诗作编辑成《兰亭诗集》，风行一时。而王羲之倾力为这次盛会创作和书写的《兰亭集序》，文采斐然，独步天下，成为了中国文学史和书法史上的绝世瑰宝。
唐宋之际，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恐怕非蹴鞠莫属。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已用灌气的球，代替过去用毛发充塞的球。王建诗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杜甫也说：“十年蹴?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足见蹴鞠受欢迎的程度，堪称全民娱乐。宋代高俅，曾因擅长蹴鞠而一步登天。王明清《挥麈录》说，高俅先是驸马都尉王诜的小吏，一次，王诜让高俅去端王府送东西，恰遇端王玩蹴鞠，端王邀高俅一起玩。高俅乃蹴鞠高手，伸腿便踢了个满堂喝彩，让端王刮目相看，随即把他留在了身边，视为心腹。后来，端王继位为宋徽宗，高俅因此扶摇直上，官至太尉。这说明，游戏不单能健身，能休闲，还能出干部。
明清两朝，斗鸡、斗蟋蟀之类的动物游戏，成了官民所爱。明代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专门举办斗鸡活动的民间组织：“斗鸡社”，张岱《陶庵梦忆》说：“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明宣宗朱瞻基从小痴迷斗蟋蟀，即位之后把搜集蟋蟀当成政治任务下达，百姓不堪负重，咒骂他为“蟋蟀天子”。清朝靠武力征服汉族，如何传承尚武精神，成了统治者处心积虑的要事。为此，康熙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前来围猎。康乾之间，朝廷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大型围猎活动，如同演武大会，阅兵大典，隆重而又热烈。只是，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终究抵不住汉文化的反渗透，那些王公贵族最终还是丢弃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骑射之术，沉醉于琴棋书画和汉儒王道，围猎渐渐只留下形式，变成了娱乐。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咸丰皇帝逃离京城的借口，竟然是“木兰围猎”，则更是离题万里而让人哑然失笑了。
当然，穿越千年的游戏远远不止上述零星几点，足够用汗牛充栋的文字去记述。同时，游戏虽然偶关政治和利益，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强身健体和娱乐休闲，在寂寞的历史长河中，游戏给了人们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情，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