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拍卖公司中国嘉德,2016年他成为世界最古老的拍卖行的最大股东,他以大国情怀,把拍卖上升到一种民族主义的高度。他让蒙尘的瑰宝绽放光辉,让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生机勃勃。
他就是陈东升,是兼具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气质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之一。他一手创办了中国嘉德、宅急送、泰康人寿,均是行业的佼佼者,而且泰康人寿新晋世界500强。

2018年,中国嘉德迎来第25个年头,成就了拍卖史上的传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话。2018年8月9日,由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嘉德喜获“年度十佳企业”、“年度规模奖”、“年度创税奖”、“年度佣金能力奖”等4项殊荣。
25年来,嘉德一共举办过140余场拍卖会,经手了近40万件文物艺术品的流转。陈东升开创了这个行业,填补中国市场经济的空白,如今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拍卖市场,年成交额超过300亿。
如今北京王府井大街1号的嘉德艺术中心,也在去年开业,是亚洲首家“一站式”艺术品交流平台,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让我们一起来品味陈东升的艺术人生。
求学之路
上个世纪 70 年代,还在上初中的陈东升,就把母亲单位的《参考消息》作为瞭望世界的窗口,还做了大量剪报。高一时,怀着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反复读《马克思传》,咀嚼其中的哲学和社会学知识。
高中毕业,要上山下乡,通过父亲介绍,到了县科委下属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在一个镇上,环境很好,四年中他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所里有一半大学生,也有来自北京毕业的大学生,大家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1977年高考恢复,陈东升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被预录,也参加了体检。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因为曾经有说过“华某某是碰运气当上国家主席”而未通过政审。但他没有就此消沉,1979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
在大学里,他常向名教授求教,“教授们都是大学者的派头,在书房,学生一去,他就滔滔不绝,讲他的留学经历,讲他的学术研究,讲他的观点,讲他读书,讲他跟世界名人的交流。”陈东升说,在那些先生身上,他得到了人文精神的熏染。
武大当时很活跃,各种活动也多,陈东升知识面广博,大二参加学校百科知识竞赛,获奖出名了,后来又参加演讲比赛,以《贝尔的后工业时代》为题,获得二等奖。他搞了一个学习小组,起名叫“蟾蜍社”,想吃天鹅肉。此外,他还与五六学友共同创立“逍遥学派”,更大胆的名字藏在心里,名为“珞珈学派”。
1983年,陈东升临近大学毕业,他搭乘长途汽车返回家乡湖北天门,找到一位老石匠拜师学艺。雄心满怀的陈东升再回武汉大学时,携斧凿攀登珞珈山,将心中那枚寄寓千里之行的“始”字凿上一块大石。他回忆到,“百年名校,近40万学子,到今天只有一个人在山上神经病似地刻了这么大一个字。”
后来,他还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仕途通达
1983 年7月,大学毕业的陈东升被分配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研究室工作,开始接触到大量的国外刊物,拓展了视野,几年间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分别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主流或专业刊物上。
在微生物研究所时,陈东升便梦想未来能在中国重要的理论阵地《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1986年,《红旗》刊发了他的《掌握国际市场变化的新趋势》一文,当时陈东升29岁。
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管理世界》主编招兵买马,想要一个学术功底好、能把杂志办好的人,于是他成了年轻的副总编,副局级。上任伊始,他就效仿美国《财富》杂志,1988年评出中国企业100强,第二年开始评500强。《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陈东升的文章《我评出中国百家大企业》。
出国考察,为祖国去世界各先进国家寻找改革模式是那时陈东升和同期年轻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给年轻的他们留下很深印象,陈东升用“视野开阔了”评价那段经历,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下子到了发达国家,“看到最新鲜的东西觉得很刺激”,这时就会想“我们能不能再搬到中国来”,一种天生的理想主义被这一契机点燃了。
1990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东升,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漫步在东京新宿街头,沉思日本的复兴与腾飞,当时边访问,边想一个问题,假如我留在了日本,能干什么?自己一不懂技术,二没有一技之长,那只有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了。但反过来一想,自己有头脑、善管理,能聚合各种资源,说不定能干一番事业,那真是越想越兴奋。
92派
90年代初,中南海附近的22号院里面机关很多,有一天傍晚下班,陈东升和两位武大学长,站在22号院门口聊天,就未来的前景进行探讨,不吃不喝从傍晚聊到凌晨一点多才散伙,各骑各的自行车回家了。对陈东升的触动很大,时代的变革,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下海潮中,陈东升最终放弃了做学者的理想,决定下海办企业,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领导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而他做拍卖也纯属偶然。有一天,他的一个武汉大学的师兄拿了一份《羊城晚报》,“是晚上,在路灯底下。”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细节,“楷体的小豆腐块,上面有一行字,写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居然没有一所拍卖公司’。”师兄问他:“东升,搞个拍卖行怎么样?” 陈东升说:“行!”其实那时他对拍卖行是什么一概不清楚。
对拍卖的一点模糊的印象是80年代看新闻联播,最后5分钟里看到国外拍卖行的场景,觉得这是西方上流社会的一种高雅游戏,遥不可及。
后来在一个武汉的饭局上,大家聊的很尽兴,想法一个接一个抛出来,陈东升讲工业博物馆和拍卖行,众人激将,说他点子太多,“你只要抓一个做成功我都服你!”陈东升吃了将,立志非成不可。
不到一周时间,他便募集到2000万股本,也找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入股。这便是嘉德创业的起点。由此也诞生了一位92派的领军人物。
艰辛
凭借之前的人脉,钱是拿到了,但是尽管是体制中出来的人,批文却很难。市场是空白的,虽没有竞争,却同样充满荆棘。当年还是马未都他们捡漏的黄金时代,多数是规模不大的私下交易。

当时没有相关政策,《文物保护法》又明确规定文物不准私自买卖,是国营文物商店垄断的,而文物商店也在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束缚下奄奄一息,亟待破局。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文件颁布,陈东升拿着报纸天天看,一点点学。嘉德的合同书、章程全是按照这两个文件的条文自己写出来的。
陈东升必须绕开当时《文物保护法》的限制,为此不得不将拍品范围定义为工艺品。还找了实力强大中国画研究院做股东,协助申报。但是嘉德的出世,第一是非文物部门,第二是股东虽有国营单位,但更多的是非国有。不是亲生儿子,也非国有,咋办,最后领导说,文物拍卖,宜小步走,慢慢来。
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各种争议,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租了四个房间,正式开张。
可这成功背后也多有曲折。租住长城饭店后,陈东升拉长城饭店入股嘉德,长城饭店没钱,后来用房租折算股份。长城饭店副总经理王雁南与古董圈熟,算半个专家,比陈东升懂行,他就觉得王雁南很专业,非拉她入伙不可,王雁南成为嘉德股东、总经理。哪曾想,王雁南后来对嘉德的成长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从1400万到58亿
嘉德从1993年5月至1994年3月,用了几乎一年时间征集第一次拍卖的拍品,那时长城饭店四间办公室的日租就要400多美元。天天付房租,月月付工资,陈东升压力非常大,时常胸闷、心痛,晚上睡不着,做噩梦,没有经历过压力的人,体会不到心冒冷汗的感觉。
1994年3月27日,终于迎来了首场拍卖的日子。请了徐邦达先生给嘉德开首槌,为中国拍卖行业的未来发展敲下了开创性的一槌。
第一次拍卖基本是朋友帮忙,友情致胜,165万元的齐白石《松鹰图》被国旅总社买下,张大千的《石梁飞瀑》拍了195万元,被中关村信用社买走。全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创下齐白石、张大千个人绘画价格当时的世界纪录。
央视《东方时空》报道说:“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时代的到来。”当晚,陈东升去了长城饭店旁边亮马大厦里的萨拉伯尔韩国烧烤店,庆祝首拍成功,全都喝醉了,陈东升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地上躺了两个同事,还有一个搂着厕所的马桶睡着了。
文物拍卖非常敏感,嘉德首创国家优先主导拍卖,约定仅限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国有机构购买,这一政策后来得到国家的认可,形成并演变为“国家文物优先购买权制度”。95年通过拍卖相关香港大收藏家杨永德珍藏的齐白石的165幅绘画,促成了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通过媒体报道,拍卖从“卖国”变成了“爱国”,从而改变了拍卖的政治形象。
正是由于嘉德成功地向体制解释了拍卖,以规范操作和正向影响给了国家对文物市场化的信心,做出了正面的改革样板和模板,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出台,规定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有100万注册资金,以及有5名懂业务的职工,就可以申请成立文物拍卖公司。
有了这个法,对文化市场是个革命性的解放。此后,拍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
2018年,嘉德25周年纪念拍卖圆满结束,5天拍卖总成交24.75亿元。其中潘天寿最大指画《无限风光》,拍得2.875亿,嘉德全年成交总额超58亿。
万林博物馆
2011年,陈东升再次回到武大,为庆祝2013年武大120周年校庆,他希望为武大捐赠一栋博物馆。他对时任武大校长李晓红提及当年登山刻石之举,李晓红当即拉他上山。
6月初,武汉酷热,二人汗流浃背,凭借记忆沿路攀登。终于,在山顶树丛中找到那块石头,李晓红惊喜激动到当场引吭高歌。陈东升也很激动,捐赠博物馆的事便定了下来。
从这个石头的概念出发,陈东升希望把博物馆设计成一块飞来之石。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2015年,由国内著名建筑师朱锫先生设计的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落成开馆,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使用面积8000平方米。2016年底,陈东升又向博物馆捐赠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艺术品。
2018年,10月27日-28日,中国嘉德2018秋季精品展在珞珈山下首秀,参观总人数达一万人,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历年巡展参观人数之最!
苏富比
1744年3月初,英国伦敦有一处叫“科芬园”的地方。那里一直是果菜和花卉市场,而当时却成了一个书籍拍卖会的举行地点。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拍卖行苏富比。
苏富比是拍卖业两大巨头之一,也是陈东升学习的榜样,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他扛着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送给自己的摄像机,偷偷摸摸拍拍卖现场的一切,牌子、记分牌的样子、拍卖师,连预展时用的玻璃罩子是几公分厚等细节都仔仔细细抄在小本子上。
1993年分管苏富比家具拍卖的梅森到访北京。”一定要公正“,陈东升至今记得梅森这么告诉自己,”拍卖行是高度的信誉垄断行业“,”要欺骗了别人,人家迟早会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会离开你“。 多年来,他一直谨记在心。
陈东升很自豪嘉德到今天只做中间商,只赚佣金,坚持对经手的艺术品不买不卖,公平对待每一个客户;不像很多拍卖行为了做业绩、搞关系,允许卖家自己举牌,抬高炒作自己作品的价格。

从模仿到创新,到超越。2016年7月陈东升创立的泰康人寿成苏富比第一大股东,2017年度苏富比总成交额47亿美元,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学徒成了老板。
革命理想高于天
尽管陈东升早已不管嘉德的具体事务,但他依然是当代艺术史与商业史中都绕不开的人物,拍卖业活化石,梦想在延续,价值依旧在发掘。艺术家作为一个市场的生产者得到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成功。
在嘉德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他出版了自传《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提到:“92派”的特点是做事有确定的目标和使命感——做品牌,做事业,不是做项目,做一锤子买卖。我做嘉德,从一开始就走市场化、专业化的道路,股权很明晰,各种条款很规范。
在一次采访中,情到深处,他挺直脊背,高举右臂,动情仰头,朗声唱起《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片段。“革命的理想,高于天……”。“我每唱这首歌,内心都有无限力量。”唱罢,陈东升感慨,“这么简单一句歌词,是这样崇高。”他也收藏着《革命的理想高于天》的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