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今年是互联网平台的失色之年、寒冬之年，也是中概股的渡劫之年。
截至12月27日，在美上市的阿里一年内累计下跌47.57%，拼多多下跌60.39%、滴滴下跌62.14%、腾讯音乐下跌65.80%、下跌25.54%。
香港中概股破发成为常态，12月以来网易云音乐、微博、顺丰同城均首日破发。8月12日至今，公开发售上市的24只新股中，首日破发的有17只，占比高达七成。
与此同时，字节、爱奇艺、快手、滴滴、蘑菇街、B站纷纷传出裁员消息。
而阿里海内外主帅互换，滴滴美股退市，腾讯大笔减持京东，更被视为互联网企业在反垄断、监管常态化之下调整企业姿态，穿越周期的标志性事件。
这些是否触发了互联网行业版图变化的第一张骨牌还未可知，但跳到更高维度看，整个中国何尝不是在积极转换身姿，以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由模式创新切换到科技创新，这一结构性转折势必影响中国未来数十年大势。
当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自主创新、专精特新、脱虚向实越来越高频次的出现在主流语境中，互联网行业的重新定位已经蓄势待发。
坚冰深处春水生，满世界的生机盎然，已然不远。
01二十年的快与慢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我国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GDP占比达38.6%。
2008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仅为15.2%。
那年，马云发出题为“冬天的使命”邮件，互联网行业寒意凛然。
当时，留学生归国后感叹最多的是，当美国在搞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之类的硬科技，中国却在忙着商业模式创新。
路线使然。
1957年，从“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团队出走的八个天才人物，在美国硅谷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而后硅谷逐渐成形，陆续诞生了AMD、Intel等公司。
之后的1964年IBM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大型机System/360；1977年Apple推出了第一款商业上成功的个人电脑Apple-II；1995年微软发布了一款全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Windows 95。
然后才有了亚马逊、Google、Facebook等陆续开辟的新应用和商业模式。
这些标志性事件用了近50年时间，清晰的演化了这样一条发展顺序：硬科技→硬件产品→软件产品，这就是硬科技的“慢”。
这种“慢”，奠定了美国技术领先的霸权基础。还有陶氏杜邦、3M、艾默生电气、德州仪器、美国应用材料，它们都是“细工慢活”的代表，构成了美国整体硬实力的基石。
互联网虽加速了事物变化的速度，但绝不会颠倒内在发展逻辑。在中国，也不例外。
2000年，任正非写下了“华为的冬天”，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做任何小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不要随意把流程破坏了，发生连锁错误。
彼时，联想进行了一次股权改制，所有科研人员失去了股权，自此，“贸工技”路线全面压倒“技工贸”，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企业家。
但任正非的选择与柳传志不同。
1994年，高通掐住华为的脖子，对华为生产的USB数据卡核心芯片漫天要价，这让任正非意识到，科技创新、进口替代、自主可控之路，必须要走。
20余年后的今天，“慢”华为全球竞争与创新之势，已非“快”联想能望其项背。
好公司的定义，从来没有变。
1998年以后相继成立的BAT，也在当时经济建设“又快又好”语境下，在中国人口红利的加持下，在模式创新的催化下，驶入了快车道。
这时的互联网如同乌托邦般的存在大放光芒，照亮了一代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2008年后，持续走高的地价、房价以及人力成本，使中国企业步入高成本时代。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使大量中小企业最终转向电商，以规模求生存，但也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能力。
此后，中国创业者们则愈发强调“贸工技”的经营路径，机会主义驱动着小企业快速兴起，又在机会消失后成批陨落。
特别2010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各行各业都完全参照互联网的模式来看待一切新事物，“流量”、“烧钱”、“迭代”、“蜕变”、“颠覆”、“放大””等词汇充斥着资本与实业层面。
那是一个浮躁喧嚣的年代。
人们开始有意无意淡化模式创新对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改善生活做出的贡献，夸大了互联网企业在“硬科技”创新层面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性。
这无法争辩，国内IT发展历史过短，发展顺序倒置，依赖模式创新，是事实。
2012年5月，吴敬琏发表文章称：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但事实上，快钱时代才刚刚开始，远未登峰造极。
移动互联网在2015年全面到来，中国诞生了以TMD为代表的行业纵向整合浪潮，他们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迅捷，“快”成了他们的标签。
此后就是网约车大战、外卖大战、共享单车大战、P2P大战、在线教育之战。烧钱扩张、亏损上市、变现清盘成了野蛮生长状态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一贯流程。
2017年12月，滴滴程维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成吉思汗“尔要战，便战”这句话，正面回应美团公开宣战，彼时滴滴刚刚完成40亿美元融资。
失序的竞争在非理性繁荣下，将资本无边扩张实践得淋漓尽致，他们“在有规则的地方冲撞规则、在无规则的地方自定规则”。
此时，中国经济增速自2011年起一直持续下滑，制造业也持续低迷，资产价格却不断高企，中国信贷/GDP缺口已超日本泡沫时期峰值5个百分点。
大风向从那时起，就已经变了，这也是快钱时代最后的狂欢与终结。
02转折之年的破与立
疫情之年，中国经济实现增长2.3%，这是全球唯一正增长，也是中国经济增速连续第10年下滑。
2021年，经济增速逐季走低，一到三季度增长分别为18.3%、7.9%、4.9%，不过，即使以前三季度经济增速计算，2021年经济增长也达到7.8，大大高于2020年的增速2.3%。
如果拉长时间维度，以每年GDP增速低点作为周期划分依据，如下图所示，2020年正好是1953年以来第7个周期的收尾之年，2021年则是第8个周期的起始之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长周期，巧合的是，这两年分别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和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收官与开局，意在调整，转折，破立，深化。
年初，社区团购“价格战”打得不可开交时，人民日报评论道：“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更令人心潮澎湃。”
事实上，这背后传达的，也是政策监管所要调整的方向：打破平台垄断，打破无序竞争，打破无边界扩张，引导互联网企业进入与政府期许、国家需要、大众利益方向一致的新发展阶段。
新的时代不再属于流量型、烧钱型、模式型企业，而是属于硬科技和硬件产品，所有都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正实现科技“立企兴国”。
新一轮周期自然有新的主导产业，譬如工业机器人产业。
IFR《世界机器人2021工业机器人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出货量为168400台，强劲增长20%，居世界第一位。
12月28日，工信部“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发布：到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而BAT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
2020年9月，阿里巴巴发布第一款物流机器人“小蛮驴”。小蛮驴机器人集成了达摩院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具有类人认知智能，大脑应急反应速度达到人类7倍。
阿里巴巴同时注册成立小蛮驴智能科技公司，推进机器人的研发和量产落地。
今年3月2日，腾讯发布首个软硬件全自研的多模态四足机器人Max，这是腾讯Robotics X实验室继会走梅花桩的机器狗Jamoca和自平衡自行车后又一科研进展。
11月29日，腾讯发布数据中心运维机器人，该机器人已在广东清远云计算数据中心运营。此外，腾讯云还正式发布全新腾讯智维自动化运营管理产品体系，IDC运维机器人已成为腾讯智维重要一环。
12月27日，宣布，集度首款汽车机器人将于2023年量产交付。
集度研发的汽车机器人将拥有L4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贯穿“自由移动”、“自然交流”、“自我成长”的三大产品理念。
不仅是机器人领域，还有新能源汽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02.3万辆和299.0万辆，同比均增长1.7倍，市场渗透率为12.7%。预计2021年全年销量有望达到340万辆，同比增长1.6倍。
蔚来、理想、小鹏三家公司销量也有了质的飞跃，在11月，3家销量全部过万。
目前，阿里巴巴已经连续两轮投资小鹏汽车，腾讯和则先后参与了蔚来汽车和威马汽车的融资。
事实证明，在反垄断、强监管的常态压力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有序投资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硬核科创、硬件创新“脱虚向实”，找到企业新的支点。
这些，都是国家鼓励与希望的。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互联网企业仍大有可为。
03基石企业的定义与作用
2021年，是一个可以从多重宏观维度去看待的年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因第一次工业革命失去的全球制造业中国主导地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当下正在回归。
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中美博弈愈加激烈。
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更加迫切地渴望在本土出现更多真正的科技公司与基石企业，愈加强调技术自立。
中国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将科技进步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
这说明，凡是有利于让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都是国家鼓励的；凡是不利于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都是未来国家政策不鼓励的。
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必须学会赚“慢”钱，必须释放更大的科技动能。
当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顶级高科技制造商，2020年生产了2.5亿台电脑、2500万辆汽车和15亿部智能手机。
在5G通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经开始领先美国，正在被美国视为一个全方位的竞争对手。
中国在AI领域，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国AI专利申请量近39万件，位居世界第一。而BAT 常年在中国榜单前列。
IDC对2020年全球各国算力的评估，中国也以66分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阿里、腾讯、等科技公司，对算力有着巨量的需求。美国FAAMG等互联网巨头对算力的需求也占2019年美国整体算力的50%左右。
过去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量主要由中美两国贡献，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以软件为载体的数字技术。
如在美国，以FAAMG领衔的数字化企业，取代沃尔玛、通用电气，成为市值最高的企业。
中国虽然没有强大的软件基因，但通过积极拥抱产业互联网，也涌现出、阿里、腾讯这样的数字化引领者。
但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绝非诞生几家互联网巨头那样简单，事实上，它从底层逻辑上重构了一切产业，乃至整个世界。
这就是基石企业的定义与作用。
不过中国的科技企业发展相比FAAMG更加艰难，其中人才的匮乏，科学家的缺失尤为显著。
如工业软件，互联网公司懂软件开发，不懂工业；工业公司懂工业生产，不懂工业设计和软件开发。而既懂工业、工业设计、软件的优秀人才，都在硅谷上班，不想在国内。
在全球计算机科学和电子领域排名前1000名科学家的国家分布，美国占比61.6%，中国占比仅4.5%。
看到这个数据，就能理解腾讯西雅图AI实验室为什么设在微软总部对面。为了抢夺人才，阿里也在微软总部所在地开设了AI实验室。
有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人数与1990年大致相当。而到2025年，中国在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将是美国的两倍。
科学技术在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愈加凸显，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这让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压力”。
而当下的中国，既需要科技竞争力强大的基石企业，也需要充满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基石企业。在新的时代性、结构性机会之下，能否理解并顺应这些变化，尤为关键。
也许十年后回看，哪有什么凛冬严寒，只有满眼春的生机。那时，我们应该感谢发生在今天的时代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