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垄断是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介入某一公共物品领域的垄断
一.反垄断新浪潮，对平台垄断的严厉打击
最近这些年各国政府对互联网巨头的调查和巨额惩罚不断，并有逐渐升级的趋势。先以欧洲为例。玛格丽特·维斯塔格2014年11月1日正式担任欧盟委员会竞争专员后，对各大垄断企业尤其是互联网巨头进行了一系列的的调差，并且开出巨额罚单。2019年续任欧盟委员会竞争专员并升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主管数字业务和反垄断事务。现在已是她在这个职位上的第二任和第7个年头，因为对互联网巨头的严厉监管和巨额罚款被巴伦周刊认为是科技领域最有权力的女性[1]。
在2016年调查苹果在爱尔兰的税务问题，要求苹果补缴140亿美元的税款，据南都统计对16到19年对谷歌、苹果、Facebook、亚马逊发起6起反垄断调查。Facebook被罚1.2亿美元，谷歌合计被罚 94亿美元[2]。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今年7月声称将在提出一项针对大范围科技公司的数字税[3]，此前她警告说如果经合组织在2021年1月前未能达成对科技公司征收统一数字服务税的协议，欧盟将推进自己的数字服务税征税计划。尽管经合组织在今年年中达成了高达15%的数字税，因为日期不符合她的要求，这不就来实现她的承诺了。今年6月22日，又一次调查谷歌在线广告市场垄断问题，如果罪名成立，谷歌将双手献上全球总收入的10%[4]。
而美国在2019年对Google，apple，Amazon和Facebook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并持续到现在[5]。在今年6月16日，美国任命反垄断学术新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副教授莉娜·汗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6] 直指互联网企业垄断的本质并提出了至今为止最为强硬的监管手段。这篇论文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填补了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理论空白。因此这项任命引起了硅谷巨头的巨大恐慌。Amazon 和Facebook 先后请愿莉娜·汗回避对它们的反垄断调查。更多的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公司反垄断调查，参见《南都武大发布科技反垄断报告》[5].
在我国，对互联网大厂的监管明显加强。2019年开始我国对互联网企业陆续展开调查。国家反垄断局在今年2月7日发布《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收到总额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8月31日，腾讯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权利。9月9日下午，工信部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9月17日前各大互联网公司解决互联互通问题。
是什么原因促使各国政府对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如此重视并对它们执行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呢？可以从以上这些案例中发现，这些接受严厉调查和巨额罚单的企业都是平台垄断企业。
二.为什么要严厉打击平台垄断行为
从1969年互联网的雏形ARPANET出现到今天不过50年左右时间，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过程中，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发展壮大直至成为对整个市场有决定性影响的玩家。同时互联网企业使我们的生活便利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得促进了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在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成本快速下降。在与信息高度相关的行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随之出现，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就是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是基于信息技术的经济形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平台经济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信息技术帮助下，边际成本随着规模扩大快速下降到几乎为零，边际收益却随着规模扩大快速提高。导致平均利润率随规模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大量的信息被垄断企业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因此在平台经济中，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都不是其它经济形态可比的。
基于信息技术，相比其它垄断形式，平台垄断企业获得了什么样的特权，平台垄断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垄断，自然垄断和平台垄断有什么差别呢？垄断是经济学的概念，指一个企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这样的话这个企业就可以对产量和价格进行控制以榨取更多的利益。
一般的垄断企业指在某一种商品或服务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占有垄断地位，但它的地位时时刻刻受到其它企业的威胁。一旦垄断企业在产品生产效率上不处于市场最佳水平，或者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对该商品的定价比其它企业高出太多，那么它的垄断地位就会被其它企业替代。所以在这样的市场，垄断企业不得不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应对其它企业的威胁，这样的市场商品供给仅仅比完全竞争市场低一点点。
自然垄断企业指在某一特定市场，这个市场的结构特点或技术特点使得垄断企业的平均成本最低，即便其它企业拥有更高水平的技术和生产效率。这种企业通常出现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中。例如，电信公司，电网企业，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支付平台。自然垄断企业就有可能借由垄断地位阻碍技术进步和破坏消费者权益。因为网络经济造成平均成本随生产数量和市场份额提高而降低。技术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在网络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的平均成本远低于非垄断企业。这个成本差就会变成价格差，导致消费者损失并且阻止技术进步。
平台垄断是指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进行与信息交换，收集，利用相关的平台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莉娜·汗在文章中指出平台经济本身会产生一种激励，使得企业尽力去追求市场垄断地位[6]。首先信息的交换，收集，利用的经济形式本身就具有网络效应。因为信息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性决定了与信息处理相关的经济就是一种网络经济。那和网络经济有什么区别呢？
平台经济在网络经济的基础上有以下的不同。
1. 基于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平台垄断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渗入到公共领域，成为了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比如在现代社会，社交网络就像空气，水源一样对大众不可或缺。这样就使得这些企业具有了超级定价权和排除其它企业与它竞争的能力。
当企业提供的服务成为一种公共物品时，我们就无法不使用它。那么企业对该服务的定价或者基于这种服务捆绑附加的服务我们就无法拒绝。另外，该企业还可以禁止我们使用其它服务，我们也只能遵守。这样就直接干扰了我们的选择权。
2. 信息服务不同于一般的服务，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时，平台公司以极小的成本收集了大量的具体详细的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轻易地转换为打击其它企业的工具[6]
这些平台垄断企业掌握了大量的企业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分析相关企业的弱点并制定最优的打击策略。
3.在为大众提供信息服务时，平台公司以极小的成本收集了大量的具体详细的个人信息。并且根据大量的信息，平台垄断公司可以制定最优的公司策略，甚至诱导大众舆论和消费倾向以利于平台公司的利益最优。
而大量的详细的个人信息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个个体的具体特点，结合商品和服务的定制服务可以进行几乎完美的完全价格歧视，榨干每一滴消费者剩余。
更恶劣的做法是采取相关的技术[7]手段进行舆论导向和消费引导。“轻推”nudging这种心理引导技术研究的论文已经在相关顶级期刊发表了好多篇了，包括了理论建模和试验。要是平台垄断企业基于大众的个体信息结合这种心理引导技术，那后果不堪设想。比如，Facebook，就被怀疑在美国选举过程中，做了心理引导影响美国大选。
基于以上的平台垄断的特点，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要对平台垄断行为进行严厉监管，因为1.这些这些企业基于信息技术使它们的服务成为了公共物品，2.掌握了大量的详细的企业和个人信息，拥有了对市场和大众心理进行干预的能力。这些能力应该被严格的监管，否则我们连自我都会丢失掉。
参考和注释
[1] “Margrethe Vestager Could Be the Most Powerful Woman in Tech. Here’s What She’s Planning Next. ”，巴伦周刊， 2020年11月27日
[2] "令硅谷胆颤的“税收女士”将升任欧委会副主席，曾罚谷歌94亿 ",南方都市报，2019年9月12日
[3]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计划对数百家公司征收数字税", 新浪科技，2021年7月3日
[4] "被疑强制设备商预装自家语音软件，谷歌遭欧盟反垄断调查!"，南方都市报，2021年9月10日
[5] "科技反垄断浪潮观察报告", 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反垄断课题组和武汉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所，2020年8月18日
[6]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 ,Lina Khan, Yale Law Journal, Vol. 126, 2017
[7] 最近的经济学论文有很多就在建模这种心理引导 方式，被称作轻推，下面列出其中一部分相关论文：
Duflo E , Kremer M , Robinson J . Nudging Farmers to Use Fertilizer: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102: Beyond Nudging[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John P , Smith G , Stoker G . Nudge Nudge, Think Think: Two Strategies for Changing Civic Behaviour[J]. Political Quarterly, 2010, 80.
Kallbekken S , Slen H . 'Nudging' hotel guests to reduce food waste as a win–win environmental measure[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19:325-327.
Haan T D , Linde J . 'Good Nudge Lullaby': Choice Architecture and Default Bias Reinforce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6, 128.
Markussen S , Roed K , Schreiner R C . Can Compulsory Dialogues Nudge Sick-Listed Workers Back to Work [J]. Economic Journal, 2017, 128:1271-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