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拖鞋哥新传考研 ID：XCKY01」
作者 | 张张
编辑 |阿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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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互联网技术之勃兴，带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赛博空间的崛起实现了托夫勒与贝尔笔下的“信息社会”，信息地球村的形成让舆论表达更加及时、社会参与更加便利、人际关系更加紧密，整个社会关系以加速甚至超速的方式进行变革与颠覆。
然而，正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提到，传播效果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归结传赖于媒介的发展却也会带来新的问题。网络为传播塑造了新的主体与范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网络格局、喧闹不堪的传播环境，后真相、谣言、网络暴力充斥其中，上至传统媒体渠道失灵，下至草根主体沉没失声，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隐忧，让网络空间治理变得愈加迫切，亟需更为前瞻的科学管理方式。
本章主要从社会价值变迁中探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社会风险与机遇，着重笔墨探究“信息茧房”与“后真相”这些学界关注度高、折射技术反思与社会危机的议题，并指出随着社会变迁改变对媒体治理的认知、观念与方法。
一、网络新媒体的社会价值
01 媒介社会价值的变迁
【摘录】
技术性的媒介：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众多学者从技术角度进行研究，以此形成了关于媒介研究的“媒介技术学派”，在这种定义下，媒介需要被具象为一种工具性的实物，语言与非语言行为则不是媒介。
社会性媒介：将媒介放在人与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媒介与人的关系，将媒介从一种物化的技术工具中抽离出来，从人的使用角度出发，研究媒介的外延功能与本质特征。
时代性媒介：第三种媒介视角来自马克·博斯特，他以媒介时代来定义不同类型的媒介，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代表的第一媒介时代是单向性播放型模式，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体代表的第二媒介时代为双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
【解读】
媒介价值的变迁更多还是在传播环境的变化之下对媒介的不同解读，技术性媒介、社会性媒介及时代性媒介三者并非递进关系，而是共存的产物。其观点的转变恰恰说明了传播环境的日益复杂与传播技术的深度嵌入。这部分理解即可，更多是对传播观点的梳理，非考试重点。
02 “信息茧房”
【摘录】
“信息茧房”一直存在：香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霍夫兰也提出“个人差异论”，阐述了受众的“选择性和注意性”理解。所谓的以个人兴趣为核心的“信息茧房”其实是由个人的选择和注意所先天决定的，算法和数据技术并不是唯一成因。
海量信息个性化：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固守一些自己习惯和评价较好的信息菜单、信息渠道，甚至可以解释为在信息过剩时代的某种自我保护，是现代人以个体为基础信息消费的必然结果
“信息茧房”是“独异性”社会的外在表现之一：个人不在遵循大众媒体时代的信息编排、时空限制，而是以个人的兴趣为核心为信息制定价值。
【解读】
“信息茧房”可谓新传考研界的热门考点了，是需要全面掌握的知识点。纵观历年考题，相关考察在名解、简答和论述都有出现，一般会从定义、概念的历史沿革、成因、影响、措施以及相关辨析切入，因此每一部分都需要详细掌握。
很多时候，提及“信息茧房”，我们总会下意识将其归入“负面”词汇，认为信息茧房促使观点单一化、认知标签化、思维简单化，特别是随着算法推送机制的兴起，两者间几乎是捆绑出现，但近年来对这一概念也慢慢有了更多解读。喻国明老师就认为，受众作为有自主意识的个人，本就会以一定的能力、意愿、兴趣为半径为自己建立信息渠道，算法与数据技术不过是媒介的价值选择机制在数据条件之下的一种“人体的延伸”，并不是形成“信息茧房”的独特成因。
另外信息茧房也不一定是负面的，陈昌凤老师在其文章中就写到，有相关研究表明，强化意见的信息可以促进人们对新闻报道的关注，从而丰富大家的政治认知与参与度；另外经众人协同过滤后的信息，也创造了更积极的价值。
对于“信息茧房”，我们应掌握其成因、影响、治理措施，但也要跳脱固有偏见进行反思，从正反面辨证思考，才能让分析更具深度。
真题索引
1、有人说算法个性化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不是大问题，有人表示担忧，谈谈你的观点。
2、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和破解途径
3、信息茧房的影响
4、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及破茧路径
二、新闻生产与“后真相”危机
01 “后真相”的形成机制
【摘录】
加冕与去魅：“加冕”是通过对网络谣言进行权威修辞和恐惧诉求，最常用的修辞策略是数据化支持与专家话名头；而“去魅”则是对网络谣言进行日常生活化的庸俗解读如对一些科学谣言的传播多加上最原始性的元素，并加以“狗血”的日常生活化的故事元素，使得曲高和寡的科学知识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逆火效应：当人们遇上与自身信念抵触的观点或证据时，除非它们足以完全摧毁原信念，否则人们会忽略或反驳它们，原信念反而更加强化。
圈群化传播的负效应：谣言在社会小圈子的传播中会形成所谓的拟态环境和意见气候，使得社会学习效应进一步加剧，谣言不幸的成了社会示范，又反过来“规训”圈子成员的行为。
延时机制：谣言主要是基于圈群化的嵌套结构而传播，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谣言传播的少数群体情绪启动效应：即不需要让大多数人信，只要让一小撮人信，造谣者和传谣者就成功了。
【解读】
“真相在下沉，人们在狂欢”，人们只关注情感的宣泄，却不断僭越、蚕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后真相时代，真相的下沉与失落无疑是其特征。单独就“后真相”作为考点的话，后真相的特征；既然叫“后真相时代”，那么与“真相时代”又有何不同；后真相的成因、影响与措施都要详细掌握。
在本文中，喻国明老师着重在其“后真相的形成机制”上做文章，事实上是从谣言为切入角度，更多还是在论述“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新机制。后真相事件的内在形成机制也可与其中如“加冕、去魅；逆火效应、圈群化传播”相结合，毕竟个人对信息来源的态度和处理是后真相事件生成的关键因素，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媒体、网民个体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后真相”还常与舆论相结合考察，围绕舆论的生成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提问。
相关概念：加冕、去魅、逆火效应、理性坍塌、信任异化、道德相对主义
真题索引
1、社交媒体特点下后真相形成机制
2、后真相的成因，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3、后真相时代对新闻工作有什么影响
02 “后真相”的治理
【摘录】
辟谣关口前置化：在网络辟谣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即谣言发布时阅读者众多，辟谣是很多人看不到，形成了传谣与辟谣的信息暴露不对称现象。因此，需要再谣言传播初期利用大数据技术鉴别谣言信源，同时利用传播时滞性的特点进行干预；
为重点人群画像：对公共账号进行认证身份的明确标示-分析谣言节点的社会网络结构-构建信用分级的造谣者、传谣者和易信谣者数据库，同时警惕“谣言营销”现象的蔓延。
社会化综合治理：构建政府主导，数据平台方、企业、专家、高校、政府等五位一体的多元主体平台，同时构建国家层级的网络谣言大数据平台；此外还要加强预防式科普宣传，全面提升民众识谣、辨谣的素养。
【解读】
关于后真相的治理，喻国明老师依然是从谣言的角度切入，认为要从技术角度前置化辟谣关口及圈定重点人群画像，另外则是近年来多次提出的社会各方协同治理两种方式。
对后真相的对策建议，不能缺少官方信息的引导，据调查数据显示，网民对官方信源比较信任，且官方信源能有效减少受众的情绪化倾向。端口前置一部分的延伸在于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让民众了解事情真相；在技术上还应健全舆论监管机制，及时防止演绎性、虚假性信息和谣言进一步扩散，或情绪化言论掩盖事情真相。
另外主流媒体应发挥事实核查作用，疏导网民情绪，让网民回归客观、冷静与理性；同时多元协作还需要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要加强自律和自治理意识及网民媒介素养的提升。
相关概念：无影灯效应
真题索引
1、简述对后真相的理解。
2、简述“后真相”与社会化媒体的关系
3、简述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真实
4、谈谈后真相时代传统媒体如何维持新闻真实？
三、社会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01 媒介社会的风险
【摘录】
视频泛在化时代的舆情风险：5G时代的视频大概率会成为新闻信息和消息传播的主要载体，这将带来新的舆情风险。直观、生动景象的实时传递和万物互联时代更多视角、更多信息维度的信息传递，将极大地增加舆论的复杂性和易变性；
泛媒体化条件下的安全风险：在5G的视频化、多元化信息生产和传播环境中，4G时代的数据、隐私、人身安全等问题可能更加凸显。
“沉迷”与“上瘾”的社会隐忧：5G时代高清、沉浸、互动、丰富的传播特点为游戏、娱乐产业打开了新的局面，但从社会治理层面如何更好地预防游戏上瘾，特别是防止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上瘾，将面临新的挑战。
“技术至上主义”的诱惑：鉴于5G可能带来的广泛、深远的影响，技术追求、业务创新既要尊重行业需求和发展逻辑，更要从一开始就尊重社会“人文与伦理逻辑”。
“娱乐至死”现象的加剧：与信息性媒介使用方式不同，娱乐性媒介使用在媒介的价值取向上以娱乐、消遣为目标，同时也更容易沉迷于这样的媒介诉求。5G时代，各平台需要更深入研究和理解年轻人新的媒介使用方式和价值期待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引导使用行为。
【解读】
波兹曼指出，任何一种工具都存在观念上的偏见，都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成某种特定形态，着重某种特定的事物，强化某种特定的感官、技能或态度。技术带来便利与变革的同时，也越来越呈现出贝克书中的风险社会景象。
与媒体而言，技术的过度使用不仅引发外界对传媒界“过度关注技术使用而非聚焦事件报道”的质疑，算法技术对新闻编辑权力的消解与媒体传统功能的重构也引发对媒体公信力的思考；与网民而言，个人的数据隐私成为重要议题，如何在保障使用体验与个人数据间取得平衡成为难题。
另外有学者指出，智能媒介技术利用其推荐算法为很多网民搭建起了“信息茧房”，技术的高门槛、人的透明化在“信息茧房”之外又筑造了两道高墙，人的单向度将进一步提高；未来包括“单向度的人”“信息茧房”“信息过载”“自我截除”“被替代”“透明人”“黑箱”“客体化”等都将受到更广泛关注。
于政府而言，视觉化媒体的崛起，让监管难度几何级数提升；而于整个社会而言，娱乐化的偏向、青少年上瘾成迷的社会隐忧也在技术的盛行下愈发显现。
任何技术都是刀子的翻版，对于技术隐忧的探讨，事实上并非是以悲观主义看待智媒世界，而是对技术本质的反思，并为之提供更为科学的改善甚至是解决方式。
相关概念：自我截除、客体化
真题索引
1、麦克卢汉认为“人是给技术异化授粉的蜜蜂”，保罗莱文森则认为“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并且还指出“一切技术都是刀子的翻版”，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发展运用有关理论评论两人的观点，并论述媒介技术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2、大数据下“过滤气泡”利弊。
3、各种新技术蓬勃兴起，比如VR、AR、H5、物联网、大数据等，对新闻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技术决定论也甚嚣呈上，从媒介道德观和社会相互的关系出发，结合人类媒介发展的过程史谈谈你的观点？新闻媒体面对技术要如何生产？
4、结合理论和实践，谈谈新媒体科技和大数据等技术对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作用
5、论述算法推荐技术对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影响
6、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对媒介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
7、人工智能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
8、智能媒体技术对新闻生产的作用与挑战
02 新的管理观念
【摘录】
传播角色的转移：当专业媒体与专业传播工作者直接生产的内容所占的社会传播份额无限小时，其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诉求点就不再是直接的内容生产了。掌握数据并能运用智能化算法来形成对社会传播资源的有效调控与作用力，是未来专业传播者特别重要的任务；
民主协商模式：未来舆情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进一步加大管控力度，缩小人们表达的言论尺度与空间，反而应该适度放松这种管控力度，让人们多元的声音有一种表达的自由度。在这种自由度下，实现自组织式的协同整合；
抓大放小的舆情治理的新思路：将精力资源用于自己应该管而且管得好的事项，而不是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
03 新的管理方式
【摘录】
“微版权”的必要性与边缘创新：微版权的合理利用既使原始版权方获得合法的版权收益，也降低了短视频创作者的成本和短视频平台的风险，促进短视频可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基于非版权保护内容的多元化创作方式，同样是发挥网友创造力、激发平台活力的重要前提之一。
区块链实现社会化创作的权益保护和分配：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开放性、自治性、不可篡改、全程留痕等特点，借助智能合约等技术手段，有助于帮助创作者拿到更多应属于自己的酬劳和知识产权收益，甚至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评论、回复、点赞等行为获得一定收益，这有助于形成更合理的关于数据、内容、只是等数字资产的定价机制，有效解决分配问题。
非“预审”条件下新的智能化监管：对政府部门，需要回归政策引导和业务大方向引导的宏观管理理念，并结合时候发现惩处的监管方式，从烦琐的事前预审的微观工作中解放出来；对互联网平台，需发挥主体作用，通过AI安全审核技术、云视频等方式，对短视频、影视片段等内容实时监测和规制。同时，平台要在内容创作机制、流程上加强对创作者的引导和规范；
适应5G时代的全民媒介素养教育：把全民媒介素养教育的议题从媒介、信息的话语框架延伸到人机关系层面。
【解读】
网络空间治理的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需要理解的是这个“新”具体体现在哪？这就要从参与多方逐一解析。
首先从政府方，舆论引导宜梳不宜堵，在无边界触网、网民社会参与空间与热情空前之际，无数的实践都证明，民主协商模式下构建的自由的意见市场才是正确之道；同时由于监管的时滞性以及监管难度的提升，对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就愈加关键；
于媒体而言，相比大量级的内容，媒体的内容生产占比较小，声量式微就更需要转变传播角色。
于平台方而言，如何在激活平台活力与保护原创者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已然成为难题，因此需要建立一套由平台主导和用户自治的体系来扩展授权交易方式。
于网民而言，全民媒介素养教育应延伸至信息基本素养、信息安全意识，以及人机伦理教育等方面。因此这个新，可以总结为新模式、新角色、新方式与新教育，串联其中的关键词就在于“技术”，另外结合传播环境及传播技术的转变，对于不同主体进行总结。
提及网络空间治理，一般可以从技术治理、政府管制治理及多元写作治理三方面入手，避免陷入“制定法律法规、提升媒体专业素养及网民媒介素养教育”三联，也可从具体题干入手，运用主体分析法“平台方、审查方、生产方、参与方”展开具体阐述。
相关概念：微版权、社会化创作、智能化监管
真题索引
1、大数据技术带来了便利，疫情期间个人行踪与轨迹，有些人认为大数据技术带来安全和隐私的隐患，如何应对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安全和隐私问题。
2、论述用户拥有数据参与、数据共享、数据所有权和收益权的依据，可操作性和对相关产业和社会的影响。
3、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
4、算法推荐在技术道德论中的反思和思考
四、科技伦理与人机关系重构
01 连接行为与决策行为
【摘录】
连接行为即人对于传播技术的依赖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与物之间由技术系统来定义的关系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策行为，即技术对于人的渗透，“决策权部分或完全实现了由人向机器的转移”；
【解读】
在彭兰老师的《蓝皮书》中指出技术在丰富互联网的功能的同时，也在丰富和发展人的连接形式。不仅人与人连接的效率在提升、维度在丰富，从阅读、观看到进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在改变人与人的连接与互动模式。于此同时，个体作为节点角色的存在感及作用力也在增强。
但人机关系的重构也带来带来了过度连接的重负，强互动下私人空间被无限挤压，人似乎处于社交平台与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中；且圈层化的互动也使某些信息更多地在同质化圈层中流动而难以“出圈”，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变得更为困难；人与人内容过渡连接、技术对于人的过渡渗透，决权权转移也将加重人的信息焦虑、技术焦虑与隐私保护焦虑。
技术带来连接便利与高效决策的同时，也应对“互联网”连接万物的背后进行反思，人信息获取方式的重构、社会平台的监视与隐私安全风险都是高频考点。
相关概念：拟剧理论、群体性孤独、数字隐私
02 同构、协同与共生
【摘录】
“互补性”与“同构性”在思考人机关系的历程中，“工具性”很长时间以来是学者们理解技术的一种思路。然而这种判断仅仅是考虑到人机传播关系的一个侧面，即人机“互补性”，实质是将传播主体和传播技术分开，把两者当做彼此异质的实体，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人机“同构性”，也就是人机传播关系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嵌入、协同共进；
“静态性”与“动态性”：传播内容是信息形态与信息载体二者的有机结合，其动态改变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人机传播信息形态的动态性变化。5G是一项革命性技术，它对传播主体是巨大的革命性释放，同时改变传播的游戏规则和构造方式，不仅是社会主要交流手段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也使参与传播的内容实体发生重要改变。
其二，人机传播信息载体的动态性变化。5G造就了人的身体的技术化在场，人与人之间被连接起来，而人的意向性也被传递到机器上，形成一种人机共生、共同演进的关系。
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性”：传播主体和媒介技术主体为“共同主体”，应相互协调、共同行动，这也是人机传播共同体构建的关键维度。
人机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媒介作为大多数现代公众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要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人类对于现实社会的认知和定义，也告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标准和规范。”媒介时时刻刻形塑这人们的认知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思考方式，以一种技术无意识的形式影响着传播内容，塑造这时代文化，改变着受众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
【解读】
未来人与技术/媒介的深度融合将使传播主体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存在于人身上，人机传播将成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机器可以与人进行互动、实现对人的辅助，从而拓宽传播的含义，未来的人机传播也会超越今天的以“符号“互动为主的传播视角。
智能设备提高了人的“可量化度”与“可跟踪性”，赛博格化的人类在不断增强能力的同事，基于实体的某些“元件”的数字化伪造也变得更加容易。当机器与人之间的互动深入、嵌入不可阻挡时，人机共生与其“便利”一般也将带来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学者刘海龙就认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身体在场/缺席的观念，回到控制论的模式/随机的观念，用新的观念去思考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从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身体与传播的关系。
相关概念：赛博格化、人机共生、数字化生存
真题索引
1、结合当前媒介技术的发展，如何理解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对现代传媒发展的启示。
2、什么是“技术可供性”？谈谈你的理解。
3、材料:詹姆斯·凯瑞谈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请你谈谈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4、试论媒介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5、阐述“脑机接口”技术现状及应用趋势
本章主要探讨的是网络空间治理两大重点：信息茧房与后真相，同时基于传播环境的改变与技术的深入介入，提出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同时展望未来的人机关系：连接、协同与共生。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信息茧房，本章更多体现的是对这一现象的冷思考与再解读，内容相对较少；而后真相更多是从谣言角度切入，除了基础知识点外，后真相与舆论的结合的考点也较为常见，本章中相应的知识点可以迁移使用，但整体的知识点版图还需额外付出精力整理、掌握。
涉及网络空间治理，一般会涉及社会化媒体规制、隐私保护和亚文化治理三大方向，前两者本章涉及较多，亚文化治理相关考点也应格外留意。
本章最后是对于人机关系的思考，未来人机之间的连接必将愈加紧密，人机传播将会成为新的传播方式，但带来的隐忧将不可避免，对这一现象的反思较少，可与彭兰老师的《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第三章连接与反连接及第九章人机关系知识点相结合，相信会有更深的理解、更多元的解读。
参考文献
[1]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30-38+73.
[2]喻国明,曲慧.“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0,41:127-133.
[3]江凌,谭香苹,陈柳蓉.后真相事件的生成因素与内在机制实证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2020,50:101-115.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