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重视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继续提升互联网综合水平与发展质量，着力发挥互联网发展对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重要驱动作用。具体来说，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继续加大互联网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互联网+价值链贸易”行动计划，保障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发挥。的研究证实，互联网发展能够显著优化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加快互联网建设，积极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已然成为中国制造业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关键举措。
在互联网建设方面，中国一是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网络设备建设，基于高尖技术，按照一流标准建设中国新一代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要继续完善IPv6发展环境，着力打赢IPv6升级改造攻坚战，并继续加强5G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抢占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制高点；三是要继续加大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以高端人才、高级要素的投入壮大互联网及其相关衍生产业发展格局，提升互联网服务质量；四是要积极优化互联网整体布局，努力打破企业及居民互联网使用的时空障碍，在继续提升互联网普及率的同时，着力解决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五是要坚持网络安全建设不放松，强化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而针对互联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领域的应用问题，中国一方面要继续支持本国企业尤其是本国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提升贸易主体、分工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中的作用及分工地位；另一方面要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对外贸易、国际分工领域的应用，支持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壮大，扩大互联网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领域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中国仍需继续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基于互联网服务在报关、查验、缴税、跨境支付等领域实现的改革创新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提升互联网贸易成本削减效应，强化互联网对交易效率的促进作用。
第二，
切实把握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关键影响，合理利用互联网服务，有针对性地优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表现。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发展互联网确实有助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加强与伙伴国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水平，并提高中国在伙伴国市场中的分工地位，但在此过程中，互联网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针对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贸易，互联网对行业中间价值出口影响的显著性要明显高于对最终价值出口的影响。
与此同时，基于现状分析的结论可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贸易存在中间价值占比较低，而最终价值出口份额较高的事实情况；并且，针对价值链关联以及分工地位问题，由于伙伴国的不同，中国制造业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以及在具体伙伴国市场中的分工地位也同样会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因行业差别的存在，中国各制造行业的价值链分工表现也有明显不同。因此，在加大互联网建设力度，积极发挥互联网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同时，中国也应当注意切实把握互联网影响的关键差别，并合理利用互联网服务，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点环节有针对性地强化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正向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优化。
第三，明确制造行业自身发展特征，重视行业网络密集度在互联网发挥影响过程中的显著作用，有序推进与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相匹配的互联网建设工作。制造业行业网络密集度可以总结为制造业对互联网使用的依赖程度或互联网的使用以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所赋予的优势程度。根据研究，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在互联网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互联网促进作用的发挥，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表现也越优。
因此，在积极促进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同时，中国应当注意互联网发展水平与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的适配性，在提升互联网总体发展水平的同时，优化具体行业领域互联网化、信息化发展结构，缩小互联网与行业网络密集度差距，保障互联网正向影响的最大化发挥。具体来说，针对具备较高网络密集度水平的制造行业，中国应重点完善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互联网平台，并提升交易过程中互联网便捷服务水平，保障互联网对行业赋予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基于互联网贸易成本削减机制以及市场优势提升机制，进一步优化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表现。
而针对具备较低网络密集度水平的制造行业，短期内，中国应当结合本国实际与产业发展战略，支持重点行业信息化发展，继续扩大互联网对行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等方面所赋予的优势，并在行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提供的便捷化交易渠道，支持重点行业高水平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重视因制造行业内部差异化程度差别而引致的互联网异质性影响，积极采取差异化战略优化不同类别制造行业的价值链分工表现。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由于制造行业内部差异化程度差别的存在，互联网的影响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制造行业网络密集度水平差距的影响也同样有显著的差别。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基于行业内部差别特征，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造业划分为低差异化行业以及高差异化行业两个类别，低差异化行业的内部差异程度较低，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较大，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较低，其主要包含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高差异化制造业则主要包含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其内部差异程度较高，产品替代弹性较小，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也更高。
而针对高差异化制造业，由于其自身技术水平和知识密集度相对较高，是国际市场中发展水平相对领先的行业，因此中国要积极借助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正向影响，加快占据这些行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抢占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为优化中国制造业总体价值链分工表现提供关键驱动力。
第五，
关注伙伴国市场因素所带的影响，科学评估，稳步推进与伙伴国在关键经贸领域的双边合作，为互联网正向影响的发挥营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互联网的发展既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形成的关键前提，又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并且，根据已有研究，随着传统贸易成本影响的下降以及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影响的提升，互联网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形成的作用愈发明显。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表现作用的发挥仍会受到其他关键控制变量的影响，这其中，除需关注中国自身经济环境因素以及产业发展条件外，伙伴国市场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例如伙伴国市场需求水平，伙伴国经贸活动开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以及伙伴国相同行业所具备的要素禀赋优势、自身的竞争力水平等，这些因素往往是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增加值贸易、双边价值链合作以及竞争价值链分工地位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而在互联网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表现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同样发挥着显著影响，并会对互联网影响的发挥形成控制作用。
因此，在着力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互联网发展以及其正向影响发挥的同时，中国还应当科学评估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根据伙伴国市场需求情况，明确行业增加值出口规模及结构调整的目标，并基于互联网信息平台随时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指导；另一方面，要充分评估伙伴国相关行业的竞争实力与优势，并基于此明确双边产业合作的重点，确定双边合作的最优模式；最后，要高度重视双边经贸、政策环境的影响，通过双边经贸合作协商机制，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互联网驱动作用的有效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