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村地处磨盘岭东,面对绵岭,地势东高西低,位于史村镇东部,居民400户,1764人,五个村民小组。
新一届镇党委、政府成立后,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出了“岭上十里养殖带,河槽万亩大棚菜”的发展思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南韩村正是借着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进行产业调整,逐步形成大棚主导产业。依托“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富裕又和谐,齐建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目前已大力向全县各村推广。

南韩村在搞好产业调整的同时,紧抓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廉洁促发展”的思路,特别是以开展“三务公开”工作为突破口,围绕群众关心的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从“抓教育引导、抓机制保障、抓监督制约”三方面入手,拓展了公开内容,创新了公开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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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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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山西省地图,沿着千里汾河而下,至临汾盆地南端,汾水折而向西注入黄河。就在这回环转弯之侧,有一块“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这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曲沃县。
境内乔山、绛山南北对峙,天赐屏障,宛如长幅历史画卷;浍河、滏河东西贯穿,恰似两条银带,飘曳在4379平方公里的绿色原野之中。这里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土壤肥沃,宜植麦棉。这里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纵有同蒲铁路和北昆公路贯穿南北;横有晋韩公路与动工兴建的侯月铁路,并行东西。为曲沃这块古老文明的钟灵毓秀之地,插上了经济腾飞的双翼。
邮政编码:043400
行政区划
曲沃县辖5个镇、2个乡:乐昌镇、史村镇、曲村镇、高显镇 、里村镇、北董乡、杨谈乡。
历史文化
县内里村西沟遗址,同闻名于世的丁村遗址同属一个文化层,证实先民远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在此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如今, 南林吏村一株古老的银杏树,虽历尽沧桑,仍枝叶繁茂,超脱升腾,以植物圈“活化石”之称,留下了历史遗迹。曲沃人民忠厚温顺,谦恭礼让,勤劳俭朴,耕读传家。生之于斯,长之于斯,世世代代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物质与精神财富。
曲沃乃“天府雄风、三晋重地”。这里的山、河、平原,风物宜人的自然环境,成为2800年前晋国建都的条件。武公据之以兴晋,文公依之而称霸,出现了“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升平景象。作为晋国古都的曲沃, 当时的农业已种植小麦、大豆和谷子, 使用铁铲、铁犁和耕牛。手工业有冶炼铸造,纺织印染、制革制陶等。商业出现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巨贾。晋国的昌盛本来该给曲沃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 然而, 沧海桑田, 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 曲沃自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建县;在封建制度的束缚和频繁的战争中走过了漫长的1400余年。
历史给予了一个偶然的机遇,曲沃人民驾驭了这一机遇。明万历年间,县人张士英从福建引进烟草种子及栽培技术,经逐步种植推广,全县植烟面积最多时达17万余亩,约占耕地面积的27%,年产烟叶7 000余吨。旱烟作坊随着烟单种植也应运而生,多达百家,年产烟丝5 000余吨。其质甲于三晋,驰名中外,曾远销蒙古的乌兰巴托, 苏联的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一业兴而百业荣。清代中叶,县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座商几近千家,其中票号、钱庄有72家, 同与旱烟共兴衰。烟草种植与早烟生产成为曲沃经济命脉的支柱。随着时间的推移。旱烟加工渐次让位于卷烟生产,在此转折关头,由于烟农未能熟练地掌握烤烟叶的技术, 经济效益不高,致使烟草种植处于萧条地位。
近百年来,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至解放前夕, 曲沃经济已濒临崩溃。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新中国诞生后, 在中国0领导下, 曲沃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期,建国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过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2021年4月,曲沃县入选2021第二届中国文化百强县。
2021年1月,2020年乡村振兴传播影响力县区排名发布,曲沃县位列第422名。
2020年11月,水利部公布第三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曲沃县上榜。
2019年10月,曲沃县被农业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019年3月,曲沃县列入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晋冀豫片区)。
2018年2月,曲沃县上榜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名单。
2018年,农业农村部推介曲沃县为第一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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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实现乡村振兴?
2月23日夜间,一组“国务院关于山西省调整大同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的图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网民关注。上述信息并非官方来源,请广大网民以相关部门发布正式信息为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虚构事实散布谣言,误导社会舆论,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扩展资料:
国务院关于同意山西省调整大同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8〕22号)
撤销大同市城区、南郊区、矿区。
设立大同市平城区,以原城区的南关街道、北关街道、东街街道、西街街道、南街街道、北街街道、新建南路街道、新建北路街道、大庆路街道、新华街街道、向阳里街道、振华南街街道,原南郊区的水泊寺乡、新旺乡、马军营乡的行政区域为平城区的行政区域。平城区人民政府驻向阳里街道迎宾街118号。
设立大同市云冈区,以原城区的西花园街道、老平旺街道,原南郊区的高山镇、云冈镇、口泉乡、平旺乡、西韩岭乡、鸦儿崖乡,原矿区的行政区域为云冈区的行政区域,云冈区人民政府驻口泉乡五一街106号。
将南郊区古店镇划归新荣区管辖。
撤销大同县,设立大同市云州区,以原大同县的行政区域为云州区的行政区域,云州区人民政府驻西坪镇坪邑东街1号。
参考资料: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有何重要作用?
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乡村振兴社员网模式。社员网同各大县域合作,以“互联网+精准扶贫+农产品上行”为切入点,通过对接农产品上行促进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效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脱贫、致富,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成功践行。
2、在农产品上行中特别注重突出区域品牌,延长产业链条,拓展农资、加工、物流等多种社会化服务业务, 积极探索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农产品综合交易中心,大力推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创新发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成功践行。
3、与各大县域合作,以“互联网+精准扶贫+农产品上行”为切入点,依托社员网业内领先的农产品电商和农业大数据为农民卖货提供交易平台,为县域扶贫提供决策支持,为农民提供多种类型的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帮助具备条件的新农主体发展电商,走线上线下结合、创新农业经营之路,这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互联网+农业”的践行。
同时,这些工作与社员网本身承接的“农业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运营推广工作结合,更可以有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
4、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所得收益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支持乡村振兴。
深化粮食收储、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垦、供销社等改革,使农业农村充满生机活力。
5、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扩展资料
乡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