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十一子永瑆系淑嘉皇贵妃金佳氏所生，其所生皇子多高寿且富艺术气质，其中永瑆即天赋很高。
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即说：“成亲王（即永瑆）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即赵孟頫）。
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即董其昌）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
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
除书法极佳外，永瑆的画亦超妙空灵，既能写生，又善山水，功力相当不差。
然而，对于永瑆的艺术天赋与爱好，乾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永瑆天分颇高，乾隆对永瑆的成就颇为欣赏，并经常临幸成王府第，观赏儿子的书画佳作。
但是，永瑆毕竟是皇子，其一味地寄情翰墨，流连诗酒，乾隆就难免有些不能接受了。
有一次，乾隆见十五阿哥永琰手持一扇，扇上有诗有画，均颇为可观。乾隆遂索扇细看，见落款有“兄镜泉”三字。
皇子们与闲人称兄道弟，乾隆当然看不惯，于是问永琰这个所谓的“兄镜泉”究竟是何许人也。
永琰一看躲不过去，只好说这位老兄不是别人，正是十一阿哥永瑆的别号。
在乾隆看来，永瑆此时不过十四五岁，却附庸风雅，自号“镜泉”，未免濡染汉人文士陋习太过，而忘却了满洲传统的尚武之风。
是以，乾隆颇为警惕，并下令众皇今后子一律不得自署字号。
既然是个艺术家，永瑆身上难免有些怪脾气。
据《啸亭杂录》中说，永瑆“天性阴忮，持家苛虐，日用菲薄”，家里存银八十万，福晋却日啖薄粥而已；乘马死了，永瑆竟令王府不准举炊而只准吃马肉，其吝啬到了相当程度。
脾气怪也就算了，主要永瑆的才华不在政治上，为人做事偏激并不稳重，这大概是被乾隆排除在皇储之外的主要原因了。
此外，据说永瑆死前得了狂痫症，其大小便失禁，秽物流出来，“左右有劝更衣者，王曰：“死后蛆食蛆骸，又谁为涤垢也？”卒以狂疾致死。”
当然，这也可能是记录者昭梿的中伤之言。不过或许也从侧面可以看出永瑆行世可能确实不用于凡人。
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政，有清一代，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昏君，因为清朝的内阁中枢权力体制决定了各地、各衙门送上来的奏折、公文中的绝大部分首先要经过皇帝的审阅，然后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在面见皇帝的时候，根据皇帝的旨意跪受笔录，形成正式的处理意见，传达下去，如果皇帝早上起来不亲自启封奏折，那么，清廷绝大部分的政务是没法处理的，整个朝廷就会陷入瘫痪的境地，而明朝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明朝各地、各衙门送上来的题本、奏本，首先要经过通政司转交给内阁，内阁首辅作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再交由皇帝批答，皇帝只需看票拟，而无需阅读冗长的题本和奏本，甚至有的皇帝连票拟都懒得看，直接交给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批答，这就是清朝皇帝勤政，明朝皇帝怠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原因。
因为清朝皇帝勤政，所以，清朝基本上不会出现昏君，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朝不会走向衰亡，清朝的“嘉道中衰”有着非常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峰值在2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迅速增长到43亿，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得益于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但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该开垦的土地已经开垦完了，4亿人口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来说已经是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的极限了。
因此，过多的人口分散了康乾盛世的社会财富，并且想要维持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又要不断的在整体上提升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嘉庆皇帝、道光皇帝无论有多么的勤政，他们是无法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寻找到出路的，这是嘉庆年间，清朝迅速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