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内心的声音”、“坚持本心”、“做自己”....类似的词汇现如今被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它们象征着一种进取、积极而正面的生活姿态，而与之对立的词汇，则往往被评价为保守、传统。
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产物，这种个人主义的本真性追求从许多方面深刻地塑造了人类的文明。
“成为你自己”的口号鼓励着人们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开拓世界的边界，也让人类培育起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与责任意识。不过，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当代的本真性文化存在着异化的风险。本真性对内在自我的过度强调，可能使得个人主义滑向彻底的“唯我主义”，并导致相对主义、享乐主义、自恋主义的泛滥。
类似的文化现象在各个国家都已经有所体现：年轻人普遍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冷漠、蜷缩于自己的小世界，大学中充满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的道德共识不断分裂。
对待这一文化现象往往有两类流行的看法，一类全盘否定本真性的理想，认为将道德理想寄托于个人主义式的现代文化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另一类想法则不遗余力地为这种“唯我主义”站台，继续放纵其流行并视之为“大势所趋”。这两种立场都为泰勒所批评。
在《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一书中，他认为，本真性的理想依旧可贵，只是当下陷入了某种低劣的形态。它需要的不是被抛弃或继续放任，而是被挽救。
他试图阐明，当代个人主义文化的隐忧，需要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视域”中得到弥补。
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自我的理想，在对话关系中才能塑造。《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原作者 | [加]查尔斯·泰勒摘编 | 刘亚光当代个人主义文化的隐忧我在此想谈谈现代性的某些隐忧。
我说的隐忧指的是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一些特点，尽管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时候，人们在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失败：从17世纪至今的整个近代屡屡被视为衰落的时间段。即使时间跨度很大，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
忧虑的第一个来源是个人主义。当然，个人主义也被许多人冠以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整套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这些权利普遍地由我们的法律体系保卫着。
原则上，人们不再受害于超越他们的所谓神圣秩序的要求。没有什么人想要背叛这项成就。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它仍是不完全的，认为经济安排、家庭生活模式或传统的等级观念仍限制着我们成为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暧昧的。
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尘世生灵一起共舞翩跹。
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固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人们对这些秩序的怀疑，创造了现代自由。
但是，这些秩序限制我们的同时，它们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我们周围的事物不仅仅是我们的计划的潜在原材料或工具，这些事物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也给它们以意义。鹰不仅仅是一只鸟，它也是整个动物生活领域之王。同样，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
对这些秩序的怀疑被称为世界的“祛魅”。有了祛魅，事物就失去了它们的一些魅力。关于这是否是板上钉钉的好事，激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但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关注的事情。我想考察一下，在某些人看来，上述这种变化对人类的生活和意义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反复表达一个忧虑，那就是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与行动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相伴随的。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
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在19世纪，托克维尔有时也这样说，他指出人们在民主的时代往往寻求一种“渺小和粗鄙的快乐”。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
克尔凯郭尔就是这样来看待“现时代”的。尼采的“最后的人”处于这种衰落的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