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于武汉大学向冯天瑜先生请益 按语：笔者近水楼台，先睹为快文化巨匠的新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醍醐灌顶。这是由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与聂长顺教授合作研习二十余载的又一成果，202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绣梓。
首先闪入眼帘的《导言》是冯先生引述清代学者的名言现身说法，云：“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冯天瑜、聂长顺 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书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人是“语言动物”。词汇是表达文化意义的基本语言符号和基本单位。
关键词蕴含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构成人类精神网络的纽结。
透过关键词这扇“窗口”，可以进入文化时空，品味具象深处的意义。本书撷取三十个关键词，依生成机制，分为古典引申、语义假借、借形变义、新名创制、侨词来归、名实错位六大类，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变历程，诚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祖慰照片 为了让诸君了解是作的意旨，经冯先生授权，现分享刚刚在〈书屋〉杂志发表的《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祖慰与冯天瑜教授访谈录》一文，以飨读者——冯天瑜、聂长顺 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导言祖：感谢将新作《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的电子版传来，让我捷足先登您又一学术峰峦，享受脑洞骤开之乐。
我是弄文学的，属非史学的门外读者，拜阅之后为求甚解，想东施效颦一位BBC的主持人——布莱恩·麦基。1970年代中期，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电视系列节目《思想家》。
主持人麦基请来了15位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到节目中来对谈，直接面对哲学圈外的观众。
麦基提的问题均是哲学门外汉的疑惑和诘问，哲学家们作答，观众由此却获得了意外的收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用麦基的方式与您对谈？冯：这正是陶渊明所谓的“疑义相与析”。请祖慰兄赐题。
“概念史”由现代西方学者滥觞，兄是怎样进入这个新史学领域的？祖：这部刚杀青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当属概念史论著吧？冯：大约可以算是概念史习作。祖：我检索相关资料，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即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接着，德、英、法的史学界开始跟进，他们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启迪，认为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语言中的“概念”还像出土文物和史上典籍一样，同样是历史积淀的载体。于是，史学家开始通过对语言中那些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
由于他们认为历史沉淀于语言的概念中，于是就诞生了从概念史入手的新史学。我想询问，这些来自西学的理论与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是否有相似性？您是何时发现并运用这种新史学方法论的？又是如何与训诂学一类中国传统学术相贯通的？冯：我步入概念史领城，主要受传统的考据学引导，中晚年方涉猎西欧学者“语言学转向”的前卫论著。少时从先父庭训中略知许慎《说文解字》的释字方法，又时常翻阅俞正燮《癸巳类稿》等考据学书籍，养成逢重要字词便考证一番的习惯。之后尤其服膺清人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说，更从近人王国维倡导“新语”之论、陈寅恪“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诸教言中获得启示，故从1980年治文化史之始，每涉论题，必先辨析关键概念的来龙去脉，以使运思网络获得较为坚实可靠的纽结。
壮年期习作《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已对“中华”“文化”“文明”“封建”“民主”“自由”“共和”“经籍”“元典”等概念的古今演绎、中外对接加以探究。世纪之交的十年间，应邀赴日本讲学、访学，结识谷川道雄、沟口雄梅原猛、中島敏夫、柳父章、加加美光行等日本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又与史有为、方维规、孙江、陈立卫等从事概念史推介的旅外华人学者交游，同时还浏览日本出版的几十种“一个词一本书”的“口袋书”，领悟概念史研究在汉字文化圈的具体操作方法，将其运用于汉字文化诸术语的实证考析，遂有《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的撰写，注意于核心概念在中—西—日之间的迁徙与互动，后书还致力于概念的纠谬反正。总之，我进入概念史研究领域，导因于中—西—日学术的综合影响，而中国近古、近代学术的启迪是基本的，西学则引发探究概念史的自觉意识，而现代日本学术起到中介作用。冯天瑜、姚彬彬著《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中华书局2020何谓“关键词”？祖：《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区分“普通词”与“关键词”，界定曰：“基本词汇数少而质高，在语言的意义链中位居枢纽，表达文本要旨，可称之‘关键词’。
”请问，如何选出“中国、文化、社会、民主、革命、物理”等30个词，并确定其为“位居意义链枢纽、能表达文本要旨”的呢？冯：这又回到刚才说的文化史研究了。做文化史有一入口，那就是把握在文化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物化为关键词。
透过关键词演绎这一窗口，可以看到历史与文化的场景。祖：这就是说，“关键词”是历史选择出来的。我从尊著中读到，在文化史演进中，尤其在变法、革命期间，必然会催生出一批新的概念词来表述历史内容的更化。
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外来文化进入，如中古时印度佛教传入，又如近古及近代西方宗教、科技、人文传入，还有留日学生带回日本在消化西方文化时参照汉语古典义对译出的新概念词等，也在催生汉语相对应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词成为语言的枢纽，能夠表达变革时期的文化要旨。正因为这个历史选择机制，才能在关键词中揭示历史的变迁。我这么理解对吗？冯：吾兄深见。
祖：东汉的《说文解字》、清代的“训诂学”是否属于概念史范畴？冯：中古以降的“说文学”、“训诂学”已孕育概念史研究的早期因子。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先秦诸子多作考究，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名论，而“名家”更以此为专务。成书战国的《尔雅》，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和规范古汉语词、方言词的语义学著作——冯天瑜肖像祖：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
我在法国旅居时知道，拿破仑创立的法兰西学院设有40位院士负责规范法语，无论是翻译外来词还是自己创造新词，必须通过院士们审定方得在媒体上应用，不然属于违法。联想到我们今天的汉语，别说用雅言规范当今汉语的著作了，甚至没有一个像法国那样严格规范语言的机构，各类媒体与网络自媒体可以随意创造新词，有人故意用错别字代替原词，而官方大媒体与一些官员为表示“接地气”，故意引用加以鼓励。这令人为汉语精确表达的前景堪忧。不好意思，我的插话完了，请冯兄接着讲。
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字义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收入并诠释达一万多个字。《尔雅》则是最早的训诂学论著。训诂学研究古书中的词义，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
先父的老师黄侃先生创发了近代性的训诂学。可以把“章黄学派”看作中国概念史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