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同胞有过接触，或者看过台湾电视新闻或者电视剧的大陆人，都会注意到台湾人在用到连词“和”的时候，发音是hàn。上世纪九十年代，老舍先生的儿子，作家舒乙访问台湾，蓦然发现全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大部分人都会说国语。
舒乙先生特地写了一篇“乡音灌耳”记述访台观感，为台湾推广国语的成就感慨了一番。
但是舒乙还是发现了一个发现台湾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把连词“和”字都念成hàn，于是好奇地询问为什么。当时台湾作家何欣解释说：“这是齐铁恨先生在电台上教的，他的话就是法律，怎么教就怎么说了。”何欣的言下之意：“这不是大陆来的标准国语吗？”说起来，区区一个字的发音，却勾连着两岸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
42年前的7月15日，语言学者齐铁恨在台北病逝。
这位台湾的知名人物，当过作家柏杨6年的岳父，更影响了台湾几代人的口音。至今，台湾人把“和”读成“汉”，把“垃圾”读成“乐色”，把液体读成“意体”，都是拜他所赐。积极研究“注音字母”本名齐勋的齐铁恨1892年出生于北京香山，自号“铁恨”，有“恨铁不成钢”的寓意。
他的祖籍是健锐营蒙古旗，而健锐营正是清朝八旗禁卫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齐铁恨的外孙郭本城曾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回忆，外公的曾祖父是健锐营蒙古马队的战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捐躯。
齐铁恨对各种语言都有兴趣，不但精通满文和蒙文，他还自学了日文。
不过，他对现代汉语充满热爱。在北平担任小学教师时，他积极研究“注音字母”。在1918年，作为标准汉语的“注音符号”正式发布，就是像豆芽菜一样的文字“ㄅㄆㄇㄈ”，以此来辅助汉字的认读。
直到至今，这套有37个字母的拼音体系，仍然出现在台湾同胞的手机、电脑、教材、工具书中。大陆的《新华字典》中，每个汉字也都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同时标注。此外，齐铁恨还编撰过《初级国语话》和《高级国语话》，成为当时的小学教材。不过，他为人所熟知，还是去台湾推行国语。
“年轻一辈只知有日语日文”1945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时，3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汉字，不会说国语，也不会讲闽南话、客家话。被殖民统治半世纪之久的台湾民众，说日语远比说汉语更加流利。台湾著名学者方师铎在《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中提及，“年轻一辈的人，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现在台湾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显然，如何让台湾民众能重新使用祖国文字、说祖国语言，成为国民政府一项非常紧迫且重要的任务。
1944年底，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的诸般问题，1945年上半年，“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成立，该班中设有“教育组”，着手擘画推行国语。负责该项计划的主要人物，便是与“汉字简化方案”有密切渊源及《新华字典》的缔造者——魏建功先生。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之初，街头招牌、民众交所用几乎全是日文。国民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让台胞回复祖国的语文，要说国语、认汉字。
于是，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委员魏建功，副主任委员何容，常务委员有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等人。老舍向他请教写骆驼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齐铁恨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
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连词“和”读hàn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顺便插一句，京味小说作家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根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老舍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
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根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于是他决定以他熟悉的车夫为主写小说。台湾的国语的教育普及，正是由魏建功、齐铁恨这些来自大陆并热心教育的学人，在当时百废待举、诸般窘促的环境下，筚路蓝缕，一步步开创而来。
回想当初台湾光复初期，遍地声闻日语，招牌尽是日文，到之后岛内民众能熟练使用中国话，老先生们实功不可没。1977年，85岁的齐铁恨病逝。他生前最后任职的台湾《国语日报》发出讣告：“国语运动元老、国语日报社常务董事齐铁恨先生辞世。”时任地区领导人严家淦特颁匾额，上书“遗徽永在”四字。
《国语日报》至今仍在，每个字旁边还是标着注音符号，成为一代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