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卢书记感悟

核心提示来源:栩然说1最近全国的疫情形势都很紧张复杂。许多出现疫情的省份和城市都实行了更严厉的封闭措施。但总有人悍不畏死,不以为然,不仅公然践踏公权力,嘴脸还特别得意。于是,最近,我就在网上接连看到了“大连卢书记”“石家庄退休干部”等一系列拿着特权

来源:冉旭·赛义德

一个

最近全国的疫情非常紧张复杂。

发生疫情的多个省市实施了更严格的封闭措施。

但总有人不畏惧死亡,不认为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仅公然践踏公权力,而且看起来还很骄傲。

所以,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系列拿着特权通行证的人,比如“大连路”和“石家庄老干部”。

然而,时代不同了!

这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人,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完全成了纸老虎。

前一天还要打人骂人,喊着“你想死啊”;第二天可能会刊登道歉信。

当然,根本原因是疯子各有各的不幸,但直接原因其实是自媒体,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

看到热点事件,围观群众肯定会拿出手机拍下来,发微博,发朋友圈,抖音。

以前微博和朋友圈的传播速度可能稍慢一些,容易“被公关迷失”,还没真正引起全民关注。

现在短视频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现场情况更直接更快,让人无法辩驳。

看到最好笑的一个,最后一个视频里有个四平的大哥,狂吼着:四平谁不认识我;手指下移,下一段视频里,他会在看守所里坦白:我错了。

下面网友留言:现在,不只是四平,全国都知道你了。

2

说实话,以前,我并不批评Tik Tok这样的算法,也不推荐短视频。

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算法推荐系统对个人真的不好,更容易让人沉迷,接收的是碎片化的信息,影响大脑的深度阅读和思考。

但这一次,我惊讶地发现,从有人看视频的角度来说,像Tik Tok这样的短视频app是在浪费时间,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利于群众监督的。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信任代替不了监督。

监督的武器一旦掌握在公众手中,就是最强的力量。

其实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在此之前,互联网是普通人的狂欢场所,上面的信息很乱,很多都是假的假的,谣言和流言,官方并没有真正重视。

尤其是官方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前在网络上一直无法占据主流,也不敢在网络上发出太多声音。

这就导致了互联网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实际上已经沦陷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年,互联网交给了一大群知名和分毫。

那时候,你要是敢在网上客观地为党和国家说好话,就差点被砍死在社会上。

我想不通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社会可以允许他们理直气壮地抹黑打压中国,而我们只能高谈爱国,小心翼翼地支持政府?

舆论阵地什么时候才能由普通人和年轻人自己去战斗和坚守?

1945年,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谈话。

黄炎培说:“我已经出生60多年了。我所听到的,亲眼所见的,就是所谓的‘繁华盛世’,和‘死亡盛世’。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的很多单位都不具备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主导权。人生之初,事事专心,没有一个不努力的。也许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我不得不把我的一生从一千次死亡中带走。现在环境逐渐好转,精神也逐渐下降。因为有些历史悠久,自然就变懒了,从少数变成多数,即使轰轰烈烈,也无法逆转和补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区域的逐步扩张。它的扩张,有的是因为自然发展,有的是受政绩欲望驱使,坚持发展。等到干部和人才逐渐枯竭,难以应对的时候,环境越来越复杂,控制力不可避免地趋于薄弱。一部历史,也有“懒政”的,也有“拼命政”的,也有“以荣为耻”的。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对中国共产党人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主席听了他的话,当然明白黄炎培指的是什么。黄炎培说,共产党今天这么强大繁荣,将来会得天下吗?还能立于不败之地,不像国民党那样腐败吗?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深刻和有远见的。它来源于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朝代兴亡原因的深刻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放松。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有人死。”

在黄炎培看来,“这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件公开给每个地方的人,每个地方的人才能有所收获。用民主来打破这种周期率可能是有效的。”

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新中国将是“中华民国”。

但是当这个国家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时,名字里加了两个字:人民。

也就是毛主席常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建国初期,我们党发动人民监督,往往依靠运动。

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但在当时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影响了经济发展。

人们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努力工作的人少了,官员朝不保夕。很多政策措施因时而变,一旦被推翻,往往会被整体推翻。

这个成本很高。

就像之前荆州的关公雕像,花了几个亿建的,造成了违建,要整改。

整改方案其实就是异地搬迁,要1.5亿。

停止浪费不是浪费吗?

因此,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被制止。当然,党内的主题教育和活动还是正常进行的,但毕竟党内的监督代替不了群众的监督。

长期以来,没有有效的手段发动群众监督。

尤其是中间有一段干群矛盾激化的时期,拆迁城管之类的事情来了,给了知名人士空造谣生事的空间。

很多人开始悲观绝望,甚至有人觉得中国已经或即将陷入塔西佗的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最初出自塔西佗的《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说的话:“皇帝一旦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他所做的好事和坏事也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反感。”

后来被中国学者引申为一种社会现象,意思是当一个政府部门或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视为说假话或做坏事。

说白了,一旦别人不相信你,你说的一切都是错的。

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一旦掉进了塔西佗的陷阱,就很难靠自己走出来。

好在我们党有很强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能力。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作风建设、严厉反腐、公开回应群众关切,再次统一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一系列打老虎、拍苍蝇的雷霆措施,一项重大审批规章制度的修订实施,解决了我们党自我监督、从严管理的问题。

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平台的兴起,让群众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监督渠道。

就像之前反映的,很多案件,比如顶替上学案,明星逃税案,一些党员干部违纪案等等。,都是互联网平台最先曝光的。

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我们仰望和敬畏的:头上的星星空和心中的道德。

但道德只能作为高线,不能作为底线。

非常时期,比如战争,你会发现人的底线很低。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喊道德空更容易没有道德。

道德这种东西,表面上看不出来,往往在出事之前看不出来。

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依靠约束和监督。

互联网时代,很多事情都被最大限度的置于阳光下。

就像之前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几千万网友在线看直播,几乎不可能有猫腻。

至于一些不作为甚至腐败的组织和部门,有人悲观地说: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升迁,我们都影响不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但每个人的关注最终都会影响到能影响他们的部门和人。

从媒体或者个人来说,一定要相信,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力量。

浊则清,整个社会在一点一点进步。

更何况现在,官媒玩的甚至比我们还多,这是很可喜的进步。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看看香港乱象。他们还利用互联网进行传播和煽动。

其实很多人并不具备理性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

因为缺乏思考和立场,你相信什么,你支持什么,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取决于当时的心情。

我经常觉得这个是对的,那个也是。

所以,一篇刻意打造的煽情文章,可以让很多人高潮。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在转发和赞美某个观点。其实很多只是因为文章恰好触及了自己的某个情绪点,愤怒,悲伤,难过,焦虑...

你只是在为你的情感买单。

从前有一段时间,恶魔狂舞。对这些人来说,那可能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只要喊一声,写一篇文章,就会有一大群人为之欢呼。

还是有很多人把他们当成敢说真话的战士、思想家、启蒙者。

十几年过去了,很多知名人士名利双收。

但现在,他们很多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民意基础已经越来越弱。

这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根本原因。

以前只是找个城管,拆迁什么的。,能掀起情绪对立和舆论热潮。

但现在,政府的反应变得越来越积极、现代和透明。

官方媒体也开始批量进入各种互联网平台,新媒体玩得比谁都好。

你看,现在很多执法行动,包括对重庆机场吵闹的处理,或者去年澳洲女高管回国,都有录像记录。

以前怕别人在网上拍,现在怕你拍。我们还是自己拍,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清楚。

上一届政府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舆论。面对大众知识的节奏,它只有被动的应对,支支吾吾,迷茫。

现在,有发言人主动回应关切。虽然还没有完全让大家满意,但是比以前进步很多。

就像“李文亮事件”一样,差点酿成大祸。

当时,一堆国内外知名媒体利用李文亮事件兴风作浪,希望把他描绘成西方民主斗士。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一直关注着事件的发酵。

有很多媒体和网友自发的同情和悲痛,但也有很多有节奏的人。用极具攻击性的文字和大量未经证实的“现场报道”,激起了很多人的情绪,整个网络一片哗然,非常需要改变局面。

然后,一天之内,我们冷静应对,舆论逆转。

先说清楚,真正的举报者不是他,而是比他更早按程序举报的张继贤。

第二,在之前撤回警告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宣布将对李文亮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弄清楚了李文亮的真实身份。他绝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告密者”,更不是他们所利用的一面旗帜。

他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青年,是中共党员,是负责任的医务人员。

事实就是如此。

真相大白,心魔散去。

之后,我们还授予倒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李文亮博士“烈士”称号,全国默哀致敬。

后来美国想恶心我们,提出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路改名为“李文亮广场”,来挑衅中国。

我觉得挺好的。美国要以中国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命名自己的道路,这位烈士牺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

我等不及我们有一天去美国了。雷锋路、黄继光大道和邱广场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正如马克思所说,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种力量让我感到震惊。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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